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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下称“个税”)改革全面实施后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负。去年10月1日到今年1月，4个月共减税近2000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 为了进一步刺激低收入者家庭消费能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在提案中建议，完善当前个税和低保制度，引入负所得税，即对月综合所得5000元以下的群体，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得和专项抵扣额度予以一定比例的财政奖励或补贴，这部分奖励补贴先以发放记账记名的定向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消费。 所谓“负所得税”是指以奖励的方式对通过就业获得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使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税率为负。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如美国的“劳动所得抵免”、加拿大的“工作收入税收津贴”等。 金李认为，随着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力减弱，消费能力对于经济增长愈发重要，尤其是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居民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匹配，而高收入家庭则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是内需增长关键。 他在提案中称，减税和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是经济下行时期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然而这两方面均面临制度瓶颈。 一是目前我国已实施的减税促消费作用有限，进一步减税空间不大。主要体现在新的个税改革对降低税负起到一定作用，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规模庞大的低收入群体由于税改前不缴或较少缴税，从税改的受益甚小。 税前月综合所得在3000元至5000元人民币群体年减税额仅327元，能拉动的消费不多。税前月综合所得在5000元至8000元的中高收入人群从税改中获益较大，年平均减税额接近2000元。但这一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减税带来的消费增加仅为600元。即使税改以后，进一步通过减税来促进消费的空间不大。 居民个税平均税负已经从7.3%降至3.4%，继续减税不仅难以有效促进消费，还可能弱化个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测算，税改前个税使基尼系数下降6%，税改后则仅下降3.2%。 二是现有制度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消费作用有限。当前我国对低收入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以“低保”制度为主，以其它救助救济为辅，额度偏低、覆盖面较窄。同时由于收入普遍提高，“低保”制度覆盖面持续下降。 2011年，城镇和农村“低保”覆盖人口分别为2277万和5306万，但至2017已分别降至1261万和4045万人。由此可见，“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就业存在逆向激励。“低保”采用差额补齐，收入每增1元，补助减少1元，导致低保家庭没有更多通过劳动获得报酬的积极性。 另外，诸多福利政策与低保资格挂钩，如经济适用房、水电气优惠等，也进一步影响低保户通过劳动来增加收入的主观能动性。只有24% “低保”人口就业，处于失业状态的“低保”人口为40%左右。 对此，金李建议完善当前个税和低保制度，引入负所得税，实现“低保”与“负所得税”制度的有效衔接，多渠道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提高转移支付政策的效能。 他表示，根据国际经验，把补贴与就业状况或劳动收入挂钩，实施奖励就业的转移支付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至少有22个发达国家或地区正在实施此类政策，成效显著。部分国家在个税制度框架下通过“负所得税”方式实施此类政策，即在向高收入家庭征税同时，以奖励的方式对通过就业获得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使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税率为负。 另外，西南财经大学甘犁团队的田野实验表明，基于“负所得税”理念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消费作用显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根据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在四川15县区七万户贫困家庭的试点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为进一步推广打下了良好基础。 金李表示，引入“负所得税“的办法可以对个税改革，尤其是专项扣除附加申报系统的建立，为实施“负所得税”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他建议对月综合所得5000元以下群体，一方面，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得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根据他们专项抵扣额度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补贴，让这部分家庭的所得税为“负“。由于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这些措施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将远远大于普惠的个税减税政策。 金李表示，负所得税政策的实施对执行管理的要求较高，应尽量避免瞄准偏误、材料造假骗取补贴等问题。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申报、核查体系尚未完善，负所得税政策的引入，可先以发放记账记名的定向消费券的方式进行。 【免责声明】 凡本站未注明来源为投资观察界：www.tzgcjie.com的所有作品，均转载、编译或摘编自其它媒体，转载、编译或摘编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时必须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来源，并自负法律责任。 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现在本站，可联系我们要求撤下您的作品。联系邮箱：xinxifanku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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