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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管接管到引入外部投资者纾困，两个月间，两家问题银行的风险处置方式截然不同。锦州银行7月28日公告称，接到部分股东通知，已向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工银投资”)、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信达投资”)、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长城资产”)等三方，转让持有的部分该行内资股。 早前，包商银行在5月底被央行、银保监会接管一年。 与监管接管包商银行相比，锦州银行引入外部投资者的处置方式有着明显不同。多位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引入外部新股东有助于提升市场信心，维护市场稳定；引入不良资产管理机构作为股东，在股权重组的同时，还能有效化解不良债权，相比接管的方式，更市场化、更主动。 即便出现风险，不同的银行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而不同的处置方式各自适应什么样的标准？业内人士称，一种是监管介入，由存款保险机构注资、收购不良资产；一种则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自行救助。从结果来看，主要有撤销、破产、重组等模式，但具体适用标准并无统一规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风险处置只是第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更重要。”业内人士说，在风险处置的过程中，通过引入有实力、有意愿，且自身治理规范的股东，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未来的发展更为关键。 纾困银行进行时 根据锦州银行披露，中企发展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在內的部分股东通知，已向工银投资、信达投资、长城资产等三方，转让持有的部分该行内资股。其中，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受让的股份，分别占该行总股本的10.82%、6.49%。 7月25日，锦州银行在官网发布消息称，目前业务经营总体正常。此前，该行经历了年报延迟披露、核数师辞任等风波。原核数师安永表示，在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期间，发现有迹象显示锦州银行向其机构客户发放的某些贷款，实际用途与其信贷文件中所述不一致。 截至目前，对于受让的锦州银行股份数量，工银投资、信达投资、长城资产均未披露，信达投资、长城资产亦未公告具体的受让价格。根据披露，工银投资受让股份对价为30亿元。 除了港股上市的锦州银行，一些资产压力较大、不良率偏高、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非上市银行，眼下也在进行融资。证监会披露显示，就在7月15日、25日，富滇银行、吉林银行增资扩股获得批复。 根据增资方案，吉林银行计划以3.5元/股的价格，共计发行不超过30亿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105亿元。截至披露日，已有12家意向投资者，拟认购22.5亿股。 富滇银行的融资则计划采用竞价方式，根据定向发行说明书，该行拟以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2.98元/股为基准，以基准价1倍至1.1倍设定竞价区间，即2.98元/股至3.28元/股的区间竞价，发行不超过13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42.64亿元。 正在推进融资计划的上述两家银行目前经营状况尚可，但资本充足率、不良率等面临一定压力。 数据显示，由于将逾期90天以上不良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截至2018年底、2019年3月底，富滇银行不良率分别为4.25%、4.3%，拨备覆盖率为112.07%、104.88%，2019年3月底的资本充足率为13.02%，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9.42%，距离监管下限已经不远。 吉林银行的不良率尚在3%以内。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该行不良贷款余额达61.85亿元，同比增加约90%；不良率为2.82%，同比上升约64%。 同期，吉林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合计约153.42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高达227.5亿元，同比增加65.1亿元，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高达10.38%，不良贷款偏离度在240%以上。 资本充足率方面，截至2018年12月底，吉林银行核心一级、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86%、8.87%，资本充足率为10.7%，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计入不良，将可能导致其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红线。 “一些银行规模较大的融资，可能是资本金面临一定压力，通过融资补充资本，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但经营并没有出现问题。也有一些银行是为了下一步业务发展需要，提前补充资本。”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通过再融资，有助于银行改善股权结构，提升股东和资本实力。 从接管到市场化 与2个月前监管接管包商银行相比，锦州银行的处置方式明显不同。5月24日，央行、银保监会宣布，自2019年5月24日起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接管组由央行行、银保监会会同有关方面组建。自接管之日起，接管组全面行使该行经营管理权。7月18日，内蒙古银保监局发布公告，包商银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 此外，央行有关人士也在7月12日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接管包商银行是一个法定行为，前期接管工作开展顺利，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进行清产核资，未来可能要进行重组。 在7月25日、28日的公告中，锦州银行均提及，部分股东转让、上述3家投资者受让股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了支持和指导。但在25日的说明中，该行明确表示，引进战略投资者事宜，由其董事会、部分大股东接触、洽谈。 业内人士认为，两种不同的处置方式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模式更市场化，也是相对较新的解决中小银行风险、压力的方式。 “相对来说，接管是相较严重的，依靠银行自身化解风险、压力的难度比较大，而能够直接引入外部投资者，说明问题没那么严重，只要有外部投资者注资，对股权进行重组，问题可以化解。”董登新说，市场化的重组更为主动。 可资印证的是，锦州银行董事会秘书孙晶此前曾对媒体称，因年报延期披露等内外部原因，该行同业业务受到一定影响，对流动性管理形成压力。目前同业业务逐步恢复正常，其他各项业务经营平稳。 董登新认为，锦州银行引入的3家投资者实力毋庸置疑，由其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进入，能起到外援作用，一方面有助于降低市场负面情绪冲击，提升市场信心，更好地维护市场稳定；而信达投资、长城资产都是专业不良资产机构，在股权重组的同时，还能有效化解该行的不良债权。 不良资产专业机构收购银行股权、处置不良资产，此前已有先例。2015年，大连银行通过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东方资产”)定向增发27亿股等方式，共募集资金150亿元。2016年，东方资产再次受让大连银行7.2亿股后，共计持有大连银行34.2亿股，成为持股比例50.29%的控股股东。 “不同的银行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一位银行业资深研究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不同的处置方式视具体银行而定，引入外部投资者的好处是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变，不会产生损失。 标普近日报告认为，锦州银行和包商银行获得支持的形式明显不同，但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似乎是相同的，即保持系统稳定，同时要在长期内增强金融机构的纪律性。 处置方式全扫描 在不同的情况下，银行风险有哪些不同的处置方式，各自适应哪些标准？ “全球来看，问题银行纾困有两种方式，”某券商研究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一种是监管介入，由存款保险机构注资、收购不良资产，一种是通过市场化自行救助，以收购承接的方式救助。 董登新称，问题银行的救助主要有四种模式，即关闭撤销、破产、监管接管、引入战略投资者。关闭撤销是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对其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最终取消其法人主体资格的；破产则是依据司法程序对特定的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投资人、储户要为维持承担损失；监管先行接管，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将问题处理干净，再引入新的投资者操盘，对股权、公司治理、业务进行重组；第四则是直接引入外部投资者，进行业务治理、重组，或者吸收合并。 “在中国市场，即便银行发生风险，但其业务、资产还有较大价值，银行牌照仍属稀缺，对投资者具有较大吸引力。”董登新说。 7月16日，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的方案》，强调要完善特殊类型市场主体退出和特定领域退出制度。具体包括，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完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概括转移制度；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 “能用市场化的方式就用市场化方式。”上述银行业资深研究人士说，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现在更强调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今年“两会”期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今年要研究如何改组改造高风险机构，有的可能会退出市场，有的会兼并。此前，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也表示，个别金融机构可以试点破产退出机制，主要还是要采取兼并重组手段。 实际上，就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关闭撤销的并不多，早年，海南发展银行在救助无效之后，被关闭清算；原汕头城市商业银行，停业多年之后，经过外部投资者注资、不良资产处置等重组之后，于2011年更名广东华兴银行复业。 在问题银行处置中，更多的还是市场化重组。原珠海城市商业银行就是如此。由于不良率高企、经营困难，该行经过长达8年的艰苦谈判，最终完成重组。 2009年，华润股份有限公司入股认购原珠海城市商业银行3.4亿股新股，加上受让部分，累计持有该行10亿股，成为持股75.33%的控股股东。2011年8 月，该行经过更名后，将注册资本由13.275亿元增至56.378亿元。 重组之前，该行不良率高企。根据《2005~2006年度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截至2005年9月，该行不良贷款率高达53％。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信息显示，其团队参与了珠海城市商业银行的重组，成功完成近30亿元金融不良资产的剥离。 中泰证券研报认为，引入金融机构战略重组，将是解决中小银行压力的新模式。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定增认购股份，同时出资购买高风险资产；定增价与不良资产价格将以真实资产情况以及市场化形式确定。 东方资产2015年入股大连银行就采用了这种模式。据披露，大连银行向东方资产募集的150亿元资金中，约88亿元用于认购该行新增股份，剩余约62亿元则购买大连银行向其打包出售的高风险资产。 那么，不同银行的救助、风险处置，是否有明确的标准和界定？ “很难一概而论，”上述银行业资深研究人士说，既要看市场环境，也要看银行的风险、经营、资产等状况。董登新也认为，主要还是依据银行的资产、风险等处理。 股权、公司治理是关键 个别银行出现的经营风险也引起了市场新的思考：通过银行内部储备资金，在处置过程中吸收损失，而不是依赖外部和公共资金。 早在2011年G20戛纳峰会上，金融稳定理事会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就发布了《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的关键要素》，提出在陷入危机时，采用“内部纾困”代替公共资金的“外部援助” 的目标。2015年11月，FSB发布了《G-SIBs处置过程中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整能力的原则和条款》，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光大证券研报称，该条款的内容，是指进入处置程序时，能够通过减记、转股，吸收银行损失的各类资本或债务工具的总和，即“内部纾困”的能力。以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在危机中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并降低银行股东和管理层过度冒险并陷入危机的可能性。 “这个条款要求很高，只针对系统性重要银行，需要银行有足够的规模、实力，以及内生资本能力。”上述券商研究人士说，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受制于规模、盈利、股东等因素，主要还是依靠外部力量补充资本。 而从国内中小银行的情况来看，进行市场化重组之后，绝大多数银行都获得了新生。 公开数据显示，重组完成后，2010年6月底，原珠海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9.43%，核心资本充足率20.25%；不良资产率0.07%，不良贷款率更是降至0.17%；拨备覆盖率达614.26%。 大连银行也是如此。股权重组前的2014年底，该行不良率达到5.59%，资本充足率则、核心一级、一级资本充足率都只有6.9%，拨备覆盖率93.38%，资产利润率更是跌到0.18%，利润从2013年的23.17亿元降至2014年的4.77亿元、2015年的1.28亿元。 2015年东方资产入股后，大连银行不良率降至3.89%，核心一级、一级、资本充足率上升到10.5%。2016年，净利润达到10.35亿元。不良率2.53%，拨备覆盖率150.27%，资产利润率0.38%。 董登新说，在风险处置的过程中，通过引入有实力的股东，优化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对一些银行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个别银行发生风险后，抵御能力较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权过于分散，或股东实力不足，也有银行则是股权高度集中，过度干预经营引发风险。 2018年中报显示，截至当年6月底，锦州银行前五大股东中，持股比例分别为4.68%、4.68%、3.69%、3.15%、2.65%，没有一家持股比例超过5%，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一些股东自身已经发生风险。 “处置风险，渡过难关，只是第一步，”上述银行业资深研究人士说，从长远考虑，必须引入既有实力又有意愿的股东，未来可能主要依靠国资的同时，不排除引入外资股东。 【免责声明】 凡本站未注明来源为投资观察界：www.tzgcjie.com的所有作品，均转载、编译或摘编自其它媒体，转载、编译或摘编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时必须保留本站注明的文章来源，并自负法律责任。 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现在本站，可联系我们要求撤下您的作品。联系邮箱：xinxifanku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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