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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是现代金融业的核心支柱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目前，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超过280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资产质量均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有136家中资银行入榜；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名列前茅……这一系列数字勾勒出中资银行实现凤凰涅槃后在世界金融版图上的地位。 此外，多元化银行业服务体系也已初步形成。2018年末，我国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588家，机构类型20余种，包括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等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专注社区、小微、“三农”服务的地方法人银行等其他非银机构。其中，5家大型银行资产总额105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37%。 “不同时期银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和环境是不一样的。当前金融科技的快速进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共性，全球金融监管的强化，金融制裁工具的政治化，都在迅速改变着银行业经营的生态环境。所以，改革开放必须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惟有如此，中国银行业才会基业常青。”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如是说。 银行业在曲折中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银行业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为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人民银行既是经营全国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又承担着货币发行和机构监管的职责，为促进国民经济恢复、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1953-1956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中国银行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在此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12%，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1%，较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银行业开始整顿规章制度和各项金融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尽管道路曲折，但是依然从制度机制、资源配置和运行体系等方面，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相配套的金融体系，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起点。”江苏银行总行董事会办公室高级会计师陆岷峰称。 银行组织体系初成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十分困难。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24亿元，占世界份额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1元；进出口总额355亿美元，占比不到全球的1%，外汇储备余额1.67亿美元。 若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达到7.7亿。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环境下发展经济，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由于财政资金的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开始凸显。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回忆道，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 1979年，发放了第一笔技术改造贷款；1981年起，国家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人民银行一家管理。 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行、中行、建行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银行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 姜建清称，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这是金融业发展的转折。 金融与财政的分离还使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得以恢复和强化，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89万亿元，至2018年达到90.03万亿元。银行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3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50.59万亿元；各项贷款从1978年的1890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75万亿元,至2018年达到141.75万亿元。 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 改革开放后，银行业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当时银行业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 在改革的前十多年中，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出现通货膨胀。于是，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开始显现。1993-1995年再一次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24%-25%。 相应的措施很快相继制定出来。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相继出台。 “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且在此之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姜建清称。 不过，当时的银行业在微观金融层面的问题也逐步开始凸显，商业银行贷款成为社会融资主渠道后，不良贷款也伴随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重视金融风险，在当年年底召开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 紧接着，四大措施开始实施：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防止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 “这一系列措施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姜建清称。 大型银行涅槃重生 1999年第一次剥离14万亿元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后，四大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02年底，按照“一逾两呆”分类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为2.0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12%。另外，资本金缺口巨大，4家国有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38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27%。同时，银行内控管理依然不足、信贷结构失衡、风险控制薄弱，基层机构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依然突出，并且普遍没有建立和落实对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和评价制度。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脆弱的银行体系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和金融稳定最大的潜在危险。部分媒体和国际机构甚至做出了‘中国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银行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潘功胜回忆道。 2003年，国务院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付诸实施。改革的基本思路为，通过国家注资和剥离坏账，对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解决历史存量问题；通过股份化，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商业银行传统的产权和经营机制，健全公司制；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进一步充实资本金，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推动银行改革。这是既参照了国际上银行重组的经验，又融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商业银行“重组、股改、上市”三部曲。 这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清晰、务实和可靠的路径。潘功胜称，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最终，汇金公司设立，运用国家外汇储备对银行进行注资。而关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当时国内资本市场规模很小，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后要上市，一些国际著名的金融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可能产生一种信号效应，对首次发行定价产生提升作用，上市成功率也会提升。另一方面，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于学习先进的国际银行业管理经验，包括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经验等。 另外，关于发行上市，潘功胜表示，从发行地、发行时间窗口、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发行结构设计到最终发行定价等，再到与境内外机构投资者之间、投资银行与中介机构的沟通、交流、博弈，都面临很多很难的选择。 2003年12月,国家对中、建两行首先进行了注资,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帷幕正式拉开。立足各自股份制改造的不同特色,在国家外汇注资等政策支持下,通过财务结构重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发行上市等先后几个阶段，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开始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港交所上市,2007年5月在境内返回A股上市。2005年10月,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6年成功回归A股市场。2006年6月和7月,中国银行也先后在香港和境内成功上市。2006年10月,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募集资金220亿美元。2010年7月,农业银行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创当时全球IPO规模之最，融资规模为221亿美元，至此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画上了圆满句号。 “事实证明，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时间窗口选择是十分正确的。如果放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很可能会遥遥无期。2010年，作为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收官之作，农业银行完成了股改上市。当时不仅面临金融危机之后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还面临外界对农业银行经营模式的不解和质疑。幸运的是，农业银行最终成功上市。在此之后，国内外资本市场对于大型商业银行上市的发行窗口已经基本关闭。”潘功胜称。 “国有银行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的商业银行家,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中央汇金公司先后对光大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保险类机构、银河证券等七家证券类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使一大批国有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的改制,没有走苏联、东欧等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姜建清表示。 溯源：回归实体 2013年以后，银行为了规避监管和信贷规模控制，不断进行创新，利用通道、理财、委外等发展表外业务，借用同业科目发展类信贷业务，实现信用扩张，但加剧了银行体系风险。同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多个市场因资产管理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一方发生风险，整个金融系统交叉传染性增强。在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GDP从过去的双位数高速增长降低到个位数，经济结构需要调节，国际部分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情况出现，商业银行面临着经营和发展产生压力和挑战。 此外，银行业结束了2007年以来多年不良贷款双降趋势，开始反弹，直到2016年，银行业不良率才开始有企稳的迹象，2017年一季度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 紧接着，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成为2017年以来的银行业的工作基调。2017年3月底开始，银监会连续发布《关于开展银行业“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等多项通知，组织开展“三三四十”(“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专项治理，重点规范银行业经营管理行为，整肃金融秩序，强化廉洁从业，严禁利益输送。 2018年强监管继续，银监会重点围绕公司治理不健全、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违法违规展业、案件与操作风险、行业廉洁风险等多方面开展整治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4月28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出台，要求加强对资管产品投资的非标资产的管控，并对产品投向做出了规定，还要求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限制了商业银行对非标资产的投资。 “银行业借助同业、表外等业务无序扩张的时代已经终结，银行业将持续挤出虚增‘泡沫’。随着穿透式监管深入，表外业务将加速‘回表’，资产质量将更加透明和真实，经营和发展策略也将回归理性，稳健经营成为发展第一要务。”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在去杠杆的同时，顶层设计还要求银行业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旧是2019年银行业重点发力方向。今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2019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力争总体实现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信贷综合融资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 数据显示，2019年1-6 月，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6.82%，较2018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0.58个百分点。其中，五大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78%，较2018年全年下降0.66个百分点，再加上承担或减免信贷相关费用相当于降低其他融资成本0.57个百分点，合计已超过1个百分点。 《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下一阶段银行业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通过优化供给和增强竞争改善金融服务；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以金融体系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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