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被颠覆公司：万达40年地产红利到头“成败”都在政策

　　2017 年 7 月 19 日下午，数百媒体聚集在北京建国路上的万达（专题阅读）索菲特酒店 7 楼，万达和融创价值 700 亿的签约仪式即将 4 点召开。但主会场的背景板上除了万达和融创，还印有富力地产的名字。

　　临近 4 点，工作人员宣布仪式推迟到 5 点，并且紧急将主会场的背景板换成了“万达商业·融创中国合作签约仪式”，拿掉了“富力”。又过了一会儿，王健林（专题阅读）和孙宏斌一起现身发布会现场，和随后到场的富力集团董事长李思廉一起进入小会议室。

　　到下午 5 点半，仪式正式开始，主会场背景板上又出现了富力的名字，孙宏斌、王健林、李思廉从左至右坐在台下正中间。

　　在这场被王健林称为三赢的仓促交易中，万达交出价值 637 亿元的酒店和文旅项目，分别由富力和融创接手。王健林说万达现金储备超过 1000 亿、负债大幅减少，“走上轻资产的品牌经营”。

　　万达轻资产的口号喊了两年，卖给富力的部分等于直接打了六折。SOHO 中国的潘石屹在 SOHO 招标会上调侃说以为自己看错了数字。交易结束不到 2 个月，孙宏斌自己在指责贾跃亭卖资产不够果断的时候说“你看人家老王”。

　　2017 年年初的时候，万达状况看上去还不错：王健林蝉联胡润富豪榜大中华区首富，公司继续海外投资、集团旗舰万达商业正在 A 股排队 IPO、他还直接叫板迪士尼乐园……

　　半年时间，万达先是把 84 家万达广场注册资本金从数亿元统一降到 5000 万元，总计回收约 400 亿元。之后经历国资行抛售股票债券、一天蒸发 40 亿，寻求出售澳大利亚20 亿澳元的地产项目。到本月 3 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均将万达下调成“垃圾”。

　　一年不到，让王健林当了 4 年中国首富的地产帝国就被颠覆了。

　　地产红利持续了 40 年，王健林一直比政策早迈一步

　　1980 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国家调整了设市标准和设县标准，人口管制政策也开始松动，城区面积迅速扩张、人口成倍增长，道路、住宅及各种管线旧设施亟待更新。

　　在实行激励措施鼓励购房、提高租金、提供住房按揭之后，到 1990 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两倍，达到了 17.8 平方米。中国出现了一个十多亿人的新市场。在此之前，各地住宅基本都统一规划、设计然后由单位免费分配。持续 30 多年的地产红利由此开始。

　　像那个年代富起来的很多人一样，王健林在地产红利到来时处在合适的位置：他在 1987 年退伍转业成为大连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转到该区的地产开发公司西岗房屋工作。在那里，王健林拿到第一个项目——大连北京街旧城改造。该项目开发成本是每平方米 1200 元，而当时大连最贵的房子是每平方米 1100 元，有开发指标的国企觉得无利可图，不愿开发，政府就交给了“主动找上门”的王健林。

　　为了获得利润，王健林被逼得想到卖 1500 元一平米的办法。他们把当时大连新房常见的暗厅改成明厅，每户配洗手间，还安装铝合金窗、装防盗门。北京街小区房屋设计上的创新对上了人们日益提升的住房改善需求。

　　王健林说小区 1000 多套房子两个月全部卖完，而且均价达到 1600 元，创造了当时大连的房价纪录，西岗房屋也由此获得近 1000 万元利润。帮助公司扭亏为盈的王健林于 1989 年升任西岗房屋总经理——西岗房屋后来改制，成为大连万达。

　　大连万达的生意很快走出大连。王健林 1993 年前去广东发展。当时国家政策不允许企业到外地注册公司，用王健林后来去哈佛演讲时的说法，他找了广东一家地产公司“一年给它交 200 万，它为我们注册一个分公司，就把事情办成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1990 年代初期寻租活动的重点是权力寻租，“所有人都知道权力有价，过期作废”。

　　那个年代从商、跟政府打交道，或多或少都存在寻租活动。王健林对此毫不回避，他 2012 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当时没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领导批个条，这个土地就给你了。”

　　由于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分税制改革，土地出让金被划为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各项权力被赋予各地方政府。随着商品房市场开启，投资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已建成的房地产价值升高，从而推升未开发的土地出让价格。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财政的主导方，财政收入越高，官员仕途得到升迁的几率就越大。

　　王健林也发现了与政府合作、顺应政府意愿做事的方法。通过捐盖幼儿园、体育馆、大学以及贴补建教师公寓，万达还跟市政府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从而拿到更好的地产开发地块。前万达副总裁尹海说政府关系在万达最初的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即便是万达赞助的足球队要在核心地区拿地造训练基地也能取得便利。大连万达足球的孙继海则在自传中写到：“由市政府出面，经协商，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拨出一块能建四个足球场的土地，辟为我们的训练基地。要知道，开发区在当时可是商家必争之地，可谓寸土寸金。”

　　不同于其它数以万计在1990 年代初富起来的人，王健林一直比政策更早一步。

　　万达在大连的第一批房子赶在政策明确前让愿意花钱的人住上了以往只有局级干部才有的规格。

　　它全力投向住宅也在政策明确前。1996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将住房建设变成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一年后，“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被写进中共十五大报告。这时，万达年住宅销售量已经占当时大连近 1/4。

　　2000 年，大连市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大连市建设系统向万达学习。这时候万达已经在筹备从住房建设转向商业地产，看上了更大的机会。　　

　　快速用万达广场建新的市中心，万达迎合了地方政府的需求

　　2000 年中国城镇人口已接近 4.6 亿，城市化率从不到 30% 提高到 36%。

　　但王健林觉得当城市化进程完成后，住宅需求就会下降，并说这是行业特性，“住宅地区发展到最后，是空的，只留下几千人，什么都没有。”

　　与此同时，他也觉得住宅项目现金流不稳定 —— 房子卖时就有现金流，卖完后再重新买地、再做设计开发，现金流停滞。在一场持续三天的内部会议后，万达决定做商业地产，也就是建万达广场。它们将大部分铺位出租出去，以获得持续现金流。

　　这个在今天看起来理所应当的逻辑，在当时并不受欢迎。那年，王府井百货由于成都项目的失败不再新开发商业地产，改成沿袭之前租赁经营的方法。万科也转让旗下的百货股份，转为专业化的住宅开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