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开局之年 五个普通人讲述自己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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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2016 我的供给侧改革

　　2016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开局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个个指向多年经济社会发展沉疴，项项关涉利益重新分配，牵一发而动全身；五大任务环环相扣，铺下今年的改革底色。

　　改革动力来自人民，每一个“我”的命运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每一个“我”都在时代大潮中逐浪前行；有难以割舍，有生机勃勃，有期待满满……本版今天呈上五个普通人的讲述，透过个体故事，感受时代脉动。

　　转身

　　从煤矿到袜厂

　　废矿

　　井口封着，屋顶墙缝里野草丛生。一群小鸟忽闻人声，从厂房前半人多高的枯草丛中成群飞起。一场暴雪即将落下，铅灰色的天空飘起冷冷冰雨。

　　“每天天不亮从这个入口进，通过矿灯房子、浴室，然后下井。晚上升井，原路返回，出来时太阳早就落山了。”站在这个曾经火热的煤矿前，刘志刚指着旧厂房感慨。

　　卖袜

　　“不要不要不要，出去出去出去！”去外省推销袜子，刘志刚正客客气气介绍着，话头就被一位40多岁的男子粗鲁地打断了，还把他推了出去。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白天的一幕，“眼泪哗哗掉，没这么哭过！”

　　心动

　　1991年，刘志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泰信矿做井下工人。“爸妈都是矿务局员工，我们从小就是矿工子弟，曾经是很自豪的身份。”而到了刘志刚这一代，矿务局已经很困难了，“上班第一年，厂里工资一直欠发。这一年老娘心脏病去世，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自己赚钱为她买过任何东西。”

　　后来，市里办起了辽源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刘志刚离开辽源矿业集团，在袜业园里做物业。看到袜厂越来越多，很红火，刘志刚心里也开始活泛了。“我自信也能做好。虽然文化不多，但我认一个理，选自己能选到的最好原材料。质量好了，其他就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高速路边的广告牌

　　生产线前，红色、白色、蓝色……织袜机上各色线棒不停旋转，仿佛人生也在不停地运转变化。

　　刘志刚的厂子今年已初见规模，虽然现在销售一般，但他觉得生活还过得去，将来肯定会更好。

　　每天700万双棉袜从袜业工业园流向世界各地，成为全国最大棉袜生产基地。长春到辽源，一下高速，就能看到大大的广告牌：东北袜业园长期招工。主题词：袜业园和淘宝。

　　依煤而兴，也曾一煤独大，2008年，辽源成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抓住国家政策机遇，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如今，曾占经济总量70%的煤炭工业占比还不到7%。而去产能后，煤矿工人们也面临着新的职业选择。

　　越来越多的工友告别矿井，像刘志刚一样选择了不同的路。“这不是衰败，这只是时代大潮中的一个转变。通过休养生息，终有一天会更好的。”

　　今年，市里共举办了5次工人与大企业对接活动。工人先培训后上岗，如果一家人都在矿务局上班，起码保证有一个人再就业。

　　不过，企业缺的大多是技术工人，而矿务局井下工人技术单一，如何化解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 还要探索。

　　最近，辽源矿业集团正筹备年底的去产能工作会，2016年有序关闭矿井数和涉及安置职工数正在统计中。

　　较量

　　起落间寻找平衡

　　牢骚

　　还有十几分钟开始，屋里已经密密麻麻坐满了人。

　　“担子不能全压在房地产商身上。”“工资保证金，能不能降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能不能提一提？速度也是”……发牢骚的、发问的，大多是房企老板。

　　大家围拢着会议召集人莫元春——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去库存是大家讨论的高频词，也是今天的主题。

　　几天后，重庆成为今年第一个出台去库存措施的城市。1—3月，市商品房成交面积1354.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2.3%。

　　误解

　　会不会让老百姓当了“接盘侠”？

　　“我身边的朋友，不少人家里都好几套房子了，还要去库存？是不是房子建得太多了？”一次，某银行高管问莫元春。

　　现在掌握的数据是，重庆居民有房率大概70%。市里有大量老社区和单体楼，许多居民有购买改善型住房的需求。

　　“这名高管的朋友大多是有钱人。”莫元春认为，一些人对去库存的误解源自明显的幸存者偏差。

　　路旁的零首付

　　上下班路上，莫元春发现一些新现象。路边，站了些举牌子的人，上面写着“零首付”或“一成首付”。看起来，这会让老百姓买房更容易。但是，购房杠杆上去了，房价可能就会疯涨。

　　反应很快，管理部门迅速约谈相关房企。

　　“要严防新增杠杆。”莫元春记得，为了保持房地产业健康有序，重庆还调高了基准地价，防止小散弱企业入市，禁止高债务企业拿地。

　　房企如果想通过大规模拿地炒房价，拼不过政府。10多年前，重庆市政府就储备了大量建设用地。2011年，重庆试点房地产税。虽然税额不高，但还是让一些买房者和炒房团有所顾忌。此外，公租房大量建设，低收入者也不担心自己无房可住了。

　　“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房价没有大起大落。

　　转型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4122.19万平方米，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低于销售面积。

　　10月，有数据显示，外来购房者比例从2015年底的12%上涨到30%。

　　不过，商业地产，去库存依然艰难。据测算，目前全市商业地产要售罄，还需30多个月。

　　手上压着房子没法变现，企业压力大。除了政府想办法，房企也纷纷转型，有的开始涉足物业服务，有的自己持有开发。

　　在莫元春看来，“房企嘴上都哭穷，其实过得还挺好。”

　　选择

　　2000万还是9000万

　　停产

　　“再给我们2000万元，就能恢复生产”，今年5月份，找到翟锦钦时，锦明公司已经停产5个月了。

　　江苏锦明不锈钢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兴化农商行戴南支行信贷员翟锦钦的客户，也是这里的大户，最高贷款金额达9000万元。

　　戴南镇曾是苏中、苏北经济强镇，以不锈钢为主导，各类企业1000多家，产业集群千亿元规模。行情好时，银行一窝蜂追着企业，送贷上门。企业拿了钱建工厂，上新设备，有的还去乡镇做房地产，杠杆逐渐高了起来。

　　2013年，“寒潮”不期而至。全球性不锈钢产能过剩，一些银行急于脱身，开始抽贷。抽掉的资金基本都是企业的现金流，很多企业难以运转。互相担保，让一些好企业也受牵连。锦明亦未能幸免。

　　那段时间，翟锦钦的日子也不好过。工资降了1/3，每天还得盯着放贷的110多家企业和个人。

　　他和企业老板一样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去调查核实；平时有事没事，也常到企业转转。

　　他说，以前是站着放（贷），如今是跪着收（贷）。

　　犹豫

　　进入11月，气温低了，高耸的烟囱上一团团白烟，生产时热气排放，就会形成水雾。下面，工人们驾驶着推土机，忙着转运原料。

　　锦明的厂区内，完全不同于5月时的寂静。

　　当时，接到锦明的电话，翟锦钦喜忧参半。喜的是停产近半年的企业有可能活过来，忧的是，给一家停产的企业再放贷，会不会加大损失？

　　就在寒潮来临前，戴南发生过一场环保风暴。锦明从中嗅到，不锈钢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酸洗污泥，孕育新的商机。

　　然而，没等固体废弃物处理资质办下来，寒冬席卷，2015年12月底锦明彻底停产。

　　当5月份，站在锦明厂区，翟锦钦看到企业设备改造到位，固体废弃物处理资质也即将获批。他决定，把情况向总行汇报，争取支持。

　　最终，拿到兴化农商行2000万的临时贷款，锦明恢复生产。11月，企业收到4000多万元的酸洗污泥处理费用，准备先还上几百万的贷款。

　　止损

　　“去杠杆不是简单地收回贷款，降低企业负债，而是想办法让有价值的企业活下去。”翟锦钦觉得，去杠杆有时意味着去产能，注定有企业因抽贷倒闭，但应该在压低杠杆和维系企业生存中艰难平衡。

　　虽然，一些企业熬过了寒冬，但对于那些欠债不还、丧失造血能力的企业，兴化农商行最终通过司法诉讼，处置资产，尽力降低银行损失。

　　截至2016年9月末，银行业在戴南地区不锈钢行业的授信总额已从高峰时期的140多亿元，降至103亿元。

　　双城

　　未来在别处

　　回心转意

　　自从公司传出要搬离北京，竞争对手就不断给龚立超打电话，想要挖她。

　　女儿才4岁，龚立超有些犹豫。她提了离职，但威克多服装公司的老板将审批离职硬是延长了20天，希望她回心转意。

　　在北京，高企的地价限制了公司扩张，而且服装制造等一般性制造业也被列入新增产业禁限名录。因为生活成本走高，成熟劳动力也在不断流失。

　　搬去衡水，公司能更大胆地扩规模，龚立超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离开，一切就是未知和挑战。

　　搬迁

　　周一二在北京总部对接业务，周三四五在衡水指挥生产发货，周六日回京。最终，龚立超选择了跟着公司走。可是，这个周末太忙，龚立超没能回家，很是遗憾。

　　和龚立超的双城生活不同，24岁缝纫女工祝文凤安顿在了衡水。在北京，每月开支千元以上，一年下来，也就攒个2万元。到了衡水，吃住在厂里，花钱也少，一年存下好几万。

　　目前，新生产基地所在的衡水工业新区有307亩，是老厂区的4倍，生产车间、库房、宿舍、食堂等一应俱全。过几年，祝文凤还打算在周围买上一套房。这一切，在北京难以想象。

　　身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服装工人很难在北京扎根。一旦结婚生子，许多人就会返乡。尤其在2010年后，用工状况变化很大，员工流失率上升到15%、17%甚至超过20%。

　　在服装行业，最先进的电脑编程缝纫机，也无法替代一个好裁缝。为了鼓励员工随厂搬迁，除了增发安家费，公司还补助6个月工资。

　　目前，衡水一线员工中大半都是从北京跟来的。

　　接单

　　“洪荒之力、气势如虹、决战‘双11’”——11月12日，在公司新生产基地，墙上大红标语醒目。

　　缝纫车间里，100多台缝纫机不停运转，工人在流水线上缝制西装。“双11”一天，公司的订单就3000多万元，相当于一个月的产量！

　　威克多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首个整体搬迁到河北的公司，搬出来，今年7月—10月销售同比增长25%。

　　要利润增长，除了开源，也得节流。搬家让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下降，此外，龚立超还想到了一个办法：裁剪车间作业全部实现机械自动化。

　　主控电脑屏幕上，一整块面料被密密麻麻分成100多块形状各异的小料，由电脑控制，一台裁床，一次就能剪裁100层面料，面料利用最大化。

　　迁出北京，原来的老厂房被定位成研发和众创空间。空置的厂房改造成新锐设计师孵化器。

　　在这里，设计师可以与威克多合作，纳入各品牌服装进行量产，也可以自己打造设计师品牌，组建队伍，寻找企业下单生产销售。

　　目前，一期签约入驻企业50多家，主要是科技公司、文化创意类公司、电商和“互联网+”公司。

　　下山

　　不在这里受穷了

　　尽头

　　车行颠簸，多处塌方，两小时后，路到头了。山岚缭绕，新潮村的民房三五抱团，孤零零地占据了几片山头。深冬，雨雪封山，出行很难。

　　虽名新潮，却看不出一丝新潮光景。全村448户，贫困户就有336户，350多户还是土坯房。

　　“过了年，我们就搬去城里，不用待这里受罪了。”70岁的蔡光兴指着自家一排4间土坯房说，1978年的房子已经到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地步。

　　除了一台老电视和一只电饭煲，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堂前挂着的腊肉了。房前6亩多地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今夏旱灾让一家人的期盼落空了。“只收了两担小麦、一担苞谷，还有些喂猪的红薯蛋。”蔡光兴说，山大鸟多，庄稼“让雀雀吃空了”。

　　这里，是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的叶大乡。

　　分道

　　老蔡的儿子蔡建军，今年24岁，职高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打算挣够钱回村娶媳妇。

　　但今年，他换了想法，在郧阳城区里选了套安置房，83平方米。政府补贴14万元，买房够了，自己只用找装修钱。

　　原来，像蔡建军这样有劳动力、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自愿进城安置。政府统筹低价房源，每人有3.5万元的购房补贴。

　　新潮村有勇气、有条件进城打拼的贫困户只有9户，更多人走不了那么远，继续留在农村，到镇上集中安置。

　　波折

　　从村公路下车，爬一段陡峭小路，高坡顶上才是周延学的家。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就买卖粮食，当个体户。1986年建了村里第一批砖瓦房，是少有的富裕户。”周延学勤干苦做，一毛一分攒下了家业。

　　没想到，这些年家人连遭大病，家底耗干，成了特困户。老伴脑梗瘫痪，儿子查出肾病综合征，儿媳要照顾孙女，周延学61岁了，患了白内障，却还是唯一的当家劳力。

　　“我就盼着住到集镇去。这里太高，离大路相当远，我妻子瘫痪后两年多没出过门了。”年底，一家人要搬去乡政府旁的新集镇，那里有一个集中安置点。

　　只可惜安徽的儿媳户口迁来时，已过了建档立卡时间，儿媳和孙女分不到安置房。“一家5口挤在75平方米的两居室里，怎么住？”他向村委会要求，能否保留条件尚好的老屋。

　　但是按政策，贫困户到集中安置点后，会拆掉原有住房。

　　安家

　　叶大乡，十堰市区到黄龙滩水库必经之路，离景区仅3公里。

　　“我们打算把新集镇打造成生态旅游服务站，为大家找到致富门路。”叶大乡党委书记卢贵昌说。

　　易地搬迁平均每户有20万元左右的配套资金，其中6万拿来发展产业。

　　“我别的没有啥发展途径，得照顾妻子。”周延学说，“还有两亩地，栽上果树，多少可以变点钱。”老两口和儿子有低保，加上残疾人补助和养老金，每月能领625元。

　　有余力的集中安置贫困户，办农家乐，去集贸市场开商铺，搞土特产电商，出路是有的。

　　乡政府会组织免费技能培训，帮着成立黑猪、黄牛等养殖合作社，山竹、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合作社也在计划中。

　　进城的蔡建军不担心，农村的山林、田地保留了，政府还联系工厂帮他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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