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希望不是选举，而是被物质掌控的年轻人

1979年是世界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从东方到西方，几位关键政治人物轮番登场，不但震惊了世界，也奠定了未来二十年的世界格局。

5月20日，伊朗新一届总统大选结果出炉，走温和路线，逐步推进改革的鲁哈尼赢得连任。他的得票率为57%，作为其最大对手，保守派莱希的得票为38.5%。将伊朗的未来寄望于改革的人们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鲁哈尼

在探讨这届伊朗大选之前，让我们先把时光倒流到1962年。那一年，伊朗的巴列维开始筹划“白色革命”。

所谓“白色革命”，就是“不流血的革命”。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贪腐成为国家前行的极大阻力，新贵阶层和地主阶层冲突愈发剧烈。因为没有起码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商人的唯一借款选择近乎高利贷，引发社会动荡。

巴列维针对局势，拟出“白色革命”的六条原则，于1963年1月26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通过，后来又增至12条。

这十二条原则包括废除佃农制，国有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修改选举法（准备实施普选，并给予女性参加权利），下放行政权力，改进国民教育，政教分离等。巴列维希望以此带领伊朗摆脱中世纪状态，步入现代化国家。

▲“白色革命”引发伊斯兰革命

此后的伊朗，确实一度出现蒸蒸日上的势头。到了1976年，伊朗原油产量已居中东第一、世界第四。1971年到1973年，伊朗经济平均增速为14.3%，1974年猛增至40%，已成为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

工业体系搭建完成之余，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体系也有了整体框架。仅从小学入学人数来看，1960年为27万，1977年已超1000万，文盲率从85%下降到55%。

但与此同时，伊朗腐化之风更盛，王室更成为重灾区，他们依靠充当中间人捞取佣金，政府官员和军官也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贫富差距日渐拉大。

更何况，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以独裁方式呈现，虽然推动了伊朗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隐患。1978年，抗议和暴动在伊朗多处发生，并延续至1979年。

1979年是世界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从东方到西方，几位关键政治人物轮番登场，不但震惊了世界，也奠定了未来二十年的世界格局。

▲霍梅尼

霍梅尼是这几位关键政治人物之一，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

1963年，他因公开反对“白色革命”而被捕，后来被流放。1979年初，这位在外流亡十余年的社会活动家回到德黑兰，受到数百万人欢迎。不久后，游击队和叛军击败了忠于王室的部队，王室垮台，霍梅尼于当年12月成为国家领袖。

这是一场反对西方、反对世俗化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伊朗保守派对开放伊朗的集中反击。

即使人们再尊敬霍梅尼的虔诚，也无法否认这样一点：1979年的伊朗出现了巨大的倒退，从一个虽有诸多问题甚至丑恶，但终究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伊朗，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抵制世俗化的国家。

从此，这个曾经开放的国家开始封闭，女性受到的冲击尤其大。那些曾经在七十年代穿着短裙或泳装尽情展示美丽，或者穿着时髦衣服结伴逛街购物的伊朗女性，就此成为绝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社会风气开放，女性着装自由

霍梅尼的前后不一也常被人诟病。在野时，他曾公开宣称支持《世界人权宣言》，表示“我们冀望遵从世界人权宣言，我们要自由和独立”。但在当权后，他对反对者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并批判西方的自由。

尽管伊朗在1979年后以共和国面目存在，并实行三权分立，但在霍梅尼健在时仍十分专制。他钳制言论，查封反对其政体的报章杂志，逮捕其他党派领袖。伊朗经济也出现巨大滑坡，一来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受制于油价波动，二来屡受制裁，至今仍未达到伊斯兰革命前的水平。

但不管怎么说，在1979年后，伊朗政局即使经历各种国内外动荡，在选举方面却出现了难得的稳定状态。从1979到2013年，历次总统都可连任成功（伊朗选举制度规定最多可任两届）。在时评人眼中，这与伊朗民众渴望稳定的意愿有关。

另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适应期结束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伊朗大选的核心竞争就是开放与封闭。改革派希望通过开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减轻经济制裁压力，保守派则反之。

鲁哈尼被视为中间派，或说温和派。他在这次大选之前就被认为胜算极高，其实也和近年来伊朗的有限度开放有关。他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可算是两头都不得罪，被两方势力同时接受。

▲鲁哈尼多次声明不会发展核武器

他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伊核协议，促使美国等国家放松了对其的经济制裁，但即使在这一问题上，他也不忘中间路线，一方面主张通过谈判修补与西方的关系，消弭分歧，另一方面依然强调不会放弃核权利。

经济改革虽不成功，但也算说得过去，毕竟逐年增长，通胀率有所下降，一度从40%以上降至9.2%，是二十五年来首次实现个位数通胀。但也正因为是有限开放，伊朗在吸引外资上仍不得力，鲁哈尼政府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及预期，特权阶层虽被削弱，却仍是阻碍伊朗前行的最大障碍。

“白色革命”期间的贫富差距等问题，是“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动因，可霍梅尼之后的历任政府仍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鲁哈尼执政期间甚至又有扩大。鲁哈尼的政敌们有着十分简单且看起来有效的策略，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他们会以经济不及预期、贫富差距加大等为突破口，抨击鲁哈尼。

但他们同样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他们胜选，唯一会做的就是在鲁哈尼的外交政策上动刀，比如批评伊核协议只是讨好了美国，却未能在缓解制裁压力的情况下切实改善伊朗民生，以求重新将美国变成靶子，通过树立外敌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遮蔽经济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从这一点来说，鲁哈尼或许确实是现阶段伊朗总统的最佳人选。

▲哈梅内伊

熟悉伊朗政治体制的人都应该知道，总统的权力受到极大制约。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开始实行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于是就有了听起来十分古怪的“最高精神领袖”。

尽管政治上三权分立，但最高精神领袖又凌驾于三权之上，可以制衡总统和议会，甚至有权“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解除总统职务，且实行终身制。

现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是伊朗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位最高精神领袖，如今他年事已高，且健康不佳，接班人问题变得十分敏感。继霍梅尼之后成为最高精神领袖的哈梅内伊，当选时也正担任伊朗总统，也正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现任总统将是最高精神领袖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这也使得这场选战变得更加重要。

更让一些人担心的是，莱希的思路与哈梅内伊似乎更为一致，在经济问题上更是都强调自给自足式的封闭。

▲易卜拉欣·莱希 

令开放派庆幸的是，鲁哈尼能以超过半数的选票一次性击败莱希——按照伊朗选举制度，如果首轮投票后，领先者的选票不能超过半数，前两名将进行再次对决——能够在首轮击败对手，无需第二轮对决，其实也是本次大选前许多人极为看重的一点。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如果鲁哈尼不能一次性拿到半数以上选票，同样意味着伊朗的倒退。

再次击败保守派，也许会让伊朗不开倒车，也意味着在当下世界，即使人们对全球化再多诟病，仍无法改变开放与融合的社会规律。

但这次胜利并不能确保伊朗就一定会继续前行。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给了伊朗外交三个不成文准则，即反美、不承认以色列，与沙特竞争。第一条准则基于意识形态，第二条准则基于信仰，第三条貌似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纷争，但实则基于地缘政治。伊核协议的艰难谈判，以及签署后的种种冲突，其实都与反美的外交惯性有关。这种思维惯性解决不了，伊朗就依然是个多事之地。

但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伊朗人民的选择似乎更明确一些。即使伊朗的政治制度受宗教束缚太紧，但它的大选仍然是中东地区最像样子的大选，从制度设计到程序设计，在中东世界里都首屈一指。

以这次大选为例，参加投票的选民达4000多万，投票率超过70%。对于民众而言，这当然是极好的政治训练，能够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也正因此，即使伊朗政府对美国始终持对立倾向，但伊朗民众显然更渴望拥抱世界，以实现经济繁荣。

选择拥抱世界，从某种意义而言当然是对历史的摒弃，即使人们无法明说。从这一点来说，莱希输给鲁哈尼其实一点也不冤枉。曾长期在司法界和宗教界任职的他，凭借其家族的显赫宗教背景，得到了哈梅内伊的认同。

但他也无法打破那个隐形规律：但凡出身司法界的总统候选人，选票都明显不力。也许，人们还记得莱希当年的行为：1988年，他参与了针对伊朗国内政治异见分子的集体杀戮行动。

伊朗曾经出现过让人痛心不已的大倒退，甚至很有可能无法重返倒退之前的种种荣光。但在倒退趋势明显、信仰冲突愈烈的当下，即使是一点一点的有限开放也是宝贵的，这也恰恰是鲁哈尼存在的意义。

但是，更可堪信赖的应该是伊朗人民，尤其是那些渴望时髦、渴望品牌，似乎被物质所掌控的年轻人，毕竟他们有一个拥抱世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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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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