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税改意在全球竞争力

2017年年末之际，在医改、金改方面接连受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赢得了就任以来的首场立法胜利——随着《减税和就业法案》正式签署并成为法律，美国过去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改正式落地。

就美国国内而言，对于税改的利弊见仁见智，但由一国的国内政策调整而引发欧洲五国财政部长致信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对美国税改可能干扰国际贸易、有悖世界贸易组织(WTO)共识以及可能存在双重征税等问题提出警告，足以显示出美国这次税改的政策溢出效应。发达国家政府反应如此强烈，众多发展中国家又岂能等闲视之?

大半个世纪以来，去全球化、去多边化趋势存在于国际政经格局动荡变化的过程中。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多边国际秩序，虽推动了全球化、国际化进程，但各国价值理念、文化、制度多元化且分歧严重，全球范围缺乏框架稳定的共识话语体系，WTO等多边国际组织主导的国际协议及秩序长期缺乏强制力保障，影响力较为脆弱。尤其是在平衡大国关系、弥合大国分歧方面，多边组织的主要力量甚至集中在了协调双边关系上，这不但弱化了自身功能，而且在客观上促使小国“选边站队”，多边组织边缘化颓势显现。

过去两年，全球政经环境更趋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全球化态势与去全球化碰撞加剧，前者集中体现在方兴未艾的数字信息技术变革，正不断突破各国物理距离及人为藩篱的阻隔，强化了全球性信息实时互动能力，为人流、信息流、产业流的全球化推进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后者则突出表现在英国退欧，美国对WTO、联合国等多边组织频频吐槽甚至独自行动上。这些都加剧了国际政经格局的碎片化，加大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成本。

国际秩序碎片化发展的趋势，强化了全球市场竞争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以自身利益为先导、重塑国内外政治格局和关系，成为强势国家战略调整的基石。当前美国的内政外交布局恰恰反映了这一趋势，其完善透明型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提高国内政经框架应对各种冲击的抗干扰和适应能力，旨在增强其在全球的比较竞争优势，税改只是美国内外战略转型的一个环节。

从深层次看，美国税改可能正在拉开大国拼实力的均势竞争序幕，这种基于力量的均势竞争类似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所描述的“冲突战略”，其特征是各国在制度、法律、文化和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全面竞争，虹吸全球技术和资本并使之在本国安营扎寨，夯实自身经济发展基础，维护、巩固国际竞争中的核心优势。虽然这种均势竞争中也不乏合作元素，但这种合作是在竞争背景下的合作，目的是求异存同，而并非求同存异。

如在透明型担保体系方面，美国税改旨在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提高投资回报率，而与税改几乎同时布局的金改、医改等，目的是放松管制、降低行政成本，激发美国市场和社会活力。如果说税改等措施是在改善美国经济发展的软环境，那么正在提出的基建计划，剑锋则直指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美国搭建亲商、拥商的平台，提高美国社会制度体系的敏感适应能力和服务效率，吸引美国企业回流，并会对全球范围内优秀的“智本”和资本资源产生虹吸效应，筑实美国的软硬实力。

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愈发倚重双边对等经贸关系，试图通过双边协议和谈判硬约束，营造对等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在国际安全领域，特朗普总统正在不断向盟友施压，要求其与美国分担国际安全供给的成本等。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关系战略，实际上也是其内政的延续和补充。

显然，一旦特朗普政府内外战略举措有效展开，而其他国家未能对美国经济外交战略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则将面临本国资本和人才加速流失的风险，并在国际均势竞争格局中落入下风。

当前，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内政外交组合拳的质疑和批评也不绝于耳，比如施政纲领能否大幅优化美国软硬件竞争环境，税改能否让美国实现拉弗曲线在理论上的最优，是否会出现李嘉图等价所描述的状况而徒增政府融资成本等。这些疑问在逻辑上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特朗普政策组合本身的有效性，二是战略执行方面的确定性。

从理论上认为其政策组合无效，这可能过于简单。首先，当前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已是全球候鸟式公民，他们倾向聚集于更能体现其价值、实现其理想的社会和环境中。自古以来人类聚居选择就体现了强大的流动性，分子人类学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发现，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动力可谓与生俱来，基因混杂更是大范围迁徙通婚的结果，比如现代欧洲人平均有2.7%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在现代经济社会环境下，信息不对称性明显改善，理想生活、创业、企业经营模式强大的示范作用，对优质人才和经济实体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哪里的软硬件配套设施优势明显，哪里满足生活、创业、实现全方位价值的自由度洼地条件，人才、企业、财富就会往哪里聚集。

其次，税改等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大约为一个朱格拉周期(设备和资本投资周期)长度的时滞。1986年里根推出“税改+军备竞赛+放松管制+私有化”的组合拳，虽扩大了政府财政赤字，但同时激发了市场创新，促进了美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由于时滞的原因，经济效果到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阶段才开始显现。

对于特朗普政府内外战略执行层面，确实存在执行不力的可能，即政策落实继续面临各种约束，扩大政府赤字以及吸引优质资本和人才、推动经济增长的绩效不明显，甚至出现类似肯尼迪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激励偏误。在2017年末的这几天，在州议会参众两院民主党占绝对多数的加州，州长布朗甚至签署了近900项法案，相当部分条款内容与联邦政府倡导的“大市场、小政府”背道而驰，这一现象被评论界称为“美国更右，加州更左”。这在某种程度上尖锐反映了当前美国不同理念对峙的现实：共和民主两党在税改等许多问题上分歧突出，战略决策执行层面的内耗严重。

但特朗普政府要避免事倍功半，就必须解决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公共部门持续膨胀、功能性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加等问题。最容易耗损掉特朗普政府精力的就是复杂且低效的防护型保障体系。因此把美国社会拉回有限政府、大市场的轨道，实际上成为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当务之急。

当然，不论是美国国内的反对者，还是国际上的战略竞争者，都不应把反对理据押在特朗普团队把事情办砸的预期上，如果把注意力放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无法证实和证伪的战略无效论上，那么很可能会犯下更为明显、低级的战略误判。

对中国而言，要正视当前全球化、去全球化并存的现状，认真对待比拼实力的均势国际竞争格局，对于特朗普税改组合拳，更要积极应对其政策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