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晋：特朗普式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及中国的对策

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威胁发动贸易战。这让习惯了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地推动下，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以及在多边规则体系之内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各国非常不适应。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真正的自由贸易只有在很短时期内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实现过，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常态。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各种搞保护主义的理由，其实历史上都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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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式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

首先，特朗普反复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削减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是非常典型的重商主义的逻辑。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贵金属）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必须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因此，贸易顺差越大越好，贸易逆差则万万要不得。

作为发展中国家，追求一定的贸易顺差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长期的贸易逆差会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引发国际收支危机。但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贸易平衡本身可以通过汇率变化来调节。而美元的首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的经常项目必须是逆差，否则无法向全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可见，对于美国而言，追求贸易平衡是一个伪命题。

其次，由于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证明是有害的，因此现实中更常见的是对某些特定产业和产品的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打着保护就业、公平竞争、国家安全的名义，但实际上代表着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利益集团的逻辑。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现行西方政治体制下，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获得选举的胜利。而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因为不同的立场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其影响取决于该集团的动员能力和参与政治过程的积极性。比如说，消费者手中有选票，从廉价的进口产品中获益，因此支持自由贸易，但其组织能力差，参与的积极性低，因此往往被政治家忽略。劳工手中也有选票，会受到进口产品的竞争威胁，特别是中低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往往反对自由贸易，有一定组织能力，参与的动力强。企业组织能力和参与动力最强，通过政治捐献影响选举，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大企业支持自由贸易，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产业中的企业支持保护主义。

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照顾了大企业的利益，采取了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政策，而传统产业的低技能劳工成为受损者。这些人终于爆发，成为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的民意基础。

第三，还有一种逻辑，是把贸易当作国家之间全面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护政策则是确保在竞争中获胜的有力武器，这可以称之为国家竞争的逻辑。拿破仑曾经建立对英国禁运的“大陆体系”，希望在经济上绞杀对方，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19世纪上半叶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出，西方列强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只有通过保护具有生产力的新兴产业，才能使后发国家有机会赶超先发国家。但李斯特可能没有想到，先发国家运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搞贸易保护，来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使对方无法实现赶超。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显助提升，以及中国越来越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少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国家，应予以遏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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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应对之策

对于美国而言，遏制中国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战略，必须运用综合的手段，而且要长期才能见效。如果美国出台的一些措施，只局限于经贸领域，并没有扩大事态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美国当前只想打一场有限的贸易战。但如果美国把冲突升级，或者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么我们需要提升美国遏制中国是主导逻辑的可能性。如果全面对抗无法避免，中国不能让步，也无需让步。因为让步不会换来对方任妥协和敌对状态的终止。而是应该全方位的反击，不仅诉诸贸易、经济手段，而且把政治、外交、军事手段也用上。

如果重商主义是主导逻辑，美国真心想大幅度削减贸易逆差，按说应该打汇率牌，因为汇率变动会影响所有进出口产品价格。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贸易伙伴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达到美国期望的效果。如2005年到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18%，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86%。这再次说明，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是结构性的。而且，美国当前经济增长态势不错，失业率为十七年来最低，基本上没有什么扩大就业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压力。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时，中国已经签署了价值两千五百亿美元的采购大单，美国之后反而连续出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要么说明美国并不真的在乎贸易逆差问题，要么就是尝到了甜头，得寸进尺。因此，美国提出的削减贸易逆差的要求更有可能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谈判手段。特朗普深谙此道，他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说：我交易的风格简单又直接。我目标价定得很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会不停地的施加压力。有时候我会在低于我目标价的水平上成交，但多数时候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博弈论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提出，可以把有限战争看做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冲突双方之间除了存在利益分歧外，寻求双赢结果也是共同利益所在。从美国目前出台的措施来看，更像是特朗普为了谋求连任而迎合利益集团的逻辑。这种逻辑既给中美贸易争端留出谈判空间，也为中国反制美国提供了思路。

应该承认，美国的市场开放程度确实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约束关税税率是3.4%，日本是4.4%，欧盟是4.8%，中国是10%。这些国家向美国做一定的让步，不是没有空间。中国已经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进一步扩大开放可以有效促进国内的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践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但让步不是没有限度的，中国一定要划定底线，越过这一底线就要反击，而且要将这一立场和具体举措公开告诉美国和国际社会，就像欧盟在美国提高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之后很快就公布了自己的报复清单那样。公开宣布，首先是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会怎么做，使美国不要误判，以为和中国打贸易战没有成本只有好处。而更重要的作用，是使我们的承诺和威胁更加可信。因为我们押上了国家的信誉，如果对方真的跨越红线而我们没有按照宣布的去做，国家的声望会受到重大损失，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不能轻易承受的。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置信的威胁”。而内容空洞、私下传递的威胁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