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从人口迁徙看投资机会

截至2018年4月中旬，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中，除云南外，30个省市区先后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数据。其中有24个省市区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下降的省市分两类，一类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或是受人口总量控制等政策因素影响；另一类集中在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常住人口明显下降，也沿袭了近年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宏观研究习惯按照东、中、西以及东北四大区域来划分中国空间格局。在这样划分的背后，其实存在若干原则，例如各个省份与东部海岸线的远近距离，二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区划。

例如东部地区主要是包含东部海岸线的省份，类似辽宁省，在出现“东北”区域划分之前，是归入东部区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则是与东部海岸线中等距离的内陆省份。长期以来，“东中西”的划分方式，能够脱离出省的范围，利用更加宏观视角，比较中国区域发展水平。

但若以“东中西”的视角来观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减，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长势头更加迅猛。

但假使以“秦岭-淮河”一线做中国“南北”区域的大致分隔（由于新疆、西藏两区情况相对特殊，暂不考虑这两区情况），则会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广东、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明显偏弱。

因此，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或从“东西差距”转变为“南北差异”。

更进一步，尝试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结构，根据常规的计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并对公式进行适当变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净迁移人口（迁入-迁出）。由此可以发现，常住人口的增减，受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两部分的共同作用。

计算结果表明，净迁移人口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广东、浙江、重庆、江苏、安徽、四川，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常住人口增量较多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则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在人口总量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人口的迁徙流出。而东北三省中，除吉林还有微弱的自然增长外，辽宁、黑龙江两省都面临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的人口数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东为例，根据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户籍人口首次双双突破1亿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后，自然增长约101.2万人，而2017年山东省常住人口仅增长约59.2万人，也就是说2017年山东省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超过40万。

其实山东人口流出很好理解，从地理区位上观察，包括江苏北部和山东全境的大片区域，被夹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都可能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

而反观山东省内，济南、青岛对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较周边省会城市明显偏弱。这种情况下，山东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或许要在“济青烟”发展框架下，进一步明确重点，防止再撒“胡椒面”，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或许才有人口的支撑。

城市演进——东南沿海省份“双子星”的传统与变异

一直以来，东南沿海省内都存在“双子星”城市的基本格局，往往一个是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的行政中心，另一个则是省内的经济中心。自北向南，例如山东省内的济南与青岛，江苏省内的南京与苏州，浙江省内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省内的福州与厦门，广东省内的广州与深圳，省内两个核心城市共同支撑了省份发展。但就2017年人口数据来观察，省内“双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发展并不一致。

福建可以说是最为传统的“双子星”省份。从2017年常住人口总量来看，尽管泉州是省内人口增长大城市，厦门常住人口总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从增量上观察，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领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长人口和迁徙流动人口，则可以发现福州和厦门的人口净迁移极为明显，泉州反而出现人口迁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长贡献。

广东省内深圳和广州构成的“双子星”正开始“向外扩散”，形成区域高地。从常住人口增量以及迁徙流动数量来看，广州与深圳都排名全国前列。

广州常住人口总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远超广州，拆分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后，深圳人口流入迹象更加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临近广深两市的佛山、珠海、东莞等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人口流入迹象，而广东省内远离广深的城市，人口迁徙流出的迹象则极为明显。

江浙两省的“双子星”城市则出现了变异。在江苏省内，南京与苏州人口流动差别明显，并且人口流向出现省内转移。南京与苏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两位，但拆分后发现，南京是自然增长少、迁徙流入多，而苏州相反，自然增长多、迁徙流入相对较少。

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迁徙流入开始从前期的“苏南区域”向“苏中三市”转移，扬州、南通、泰州三个城市迁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苏中地区的崛起，将会带来一系列机遇，尤其是南通作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存在接受上海辐射的可能，或将呈现一定的成长性。苏北地区的淮安、盐城、徐州显现出了人口小幅迁徙流入的迹象，但临近山东地区的连云港，则是江苏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宁波、嘉兴三市，成为省内人口迁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数量，要远超流入其他城市的总和。嘉兴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门户，也显现出了外来人口迁徙流入的迹象。

金华、台州、温州是人口出生大市，但人口流入迹象相对偏弱。温州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个人口迁徙流出的城市，受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温州人口“大进大出”的现象较为明显，2011年就已经出现了人口的净迁出，在2014年甚至还出现了常住人口的负增长。

“向心流动”——内陆人口“向心集聚、外围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