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子驱动中印投资 具体路线或将三步走

——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究之三

此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三篇。在首篇对中国、印度、东盟整体情况的综述铺垫下，此篇专题主要介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背景，并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驱动因子，列出了中国投资印度的产业顺位及相关挑战。最后我们还对东盟与印度承接中国产业的路线进行了对比总结。

一、 殖民统治造就“二元分化”，自由化政策促经济增长

1.1殖民统治影响深远，民主与传统矛盾中共存

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在历史上多数时候分布着松散的邦，历史上频繁被外族入侵造就了印度分布着印度斯坦族、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等100多个民族，且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并无统一的宗教信仰（例如：印度斯坦族虽大多信仰印度教，但仍有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或耆那教等）。因此，多元化成为印度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开始统治印度，并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政府进行管理，甚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还加冕为印度帝国皇帝。1947年8月，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实力大幅下降，同时印度本土的独立声音渐起，英国便放弃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领土范围已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英帝国离开后，印度虽与巴基斯坦分拆，但仍占有“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殖民统治者虽然遗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印度，但各民族在历史上的隔阂以及宗教间的矛盾却从未消弥。

殖民统治除了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福利之外，还在这片土地上播撒了西方民主观念的种子，这也导致印度建国后实行议会民主制，并没有针对其特殊的文化设置相应配套制度。虽然印度式民主形式上比较完善，从选举制度到政党制度均阳光透明；但民主的另一面却充斥着低效与腐败。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使得偏好及利益冲突成为常态，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保证了几乎所有的群体声音都能够公开，政策颁布往往费时良久；长期外族侵略的历史和种姓制度的存在使得底层人民几乎没有反抗精神，民主仿佛成了“空壳子”，腐败横行已成为对印度式民主的“最佳”注脚。

在印度，民主与传统既相安无事，又矛盾重重。民族与宗教、种姓类似，成为了分割印度社会的标志，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时有发生的宗教冲突事件和频繁发生的强奸暴力等极端事件则不断将看似抽象的矛盾具象为微观事件。具有多元文化的印度社会“二元分化”的特征愈加明显。

考虑到印度受殖民统治等历史因素影响深远，民主与传统的矛盾将长期共存，这造就了印度特殊的社会生态，也是研究印度问题的一把钥匙。

1.2自由化刺激经济，莫迪新政迎考验

1.2.1建国初期僵化的经济体制制约经济发展

1947年印度独立后实行以经济计划为主要形式的半管制混合经济体制，重视公有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对外经贸领域采取封闭的保护主义。在僵化封闭的体制下，印度经济增长缓慢。1961~1979年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4%，落后于同是摆脱殖民或半殖民地背景而建国的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

1.2.2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之路并不顺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拉吉夫·甘地开始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尝试，不仅大幅放宽了民企管制，还取消了大量贸易许可证，并尝试推行国企改革。另外，拉吉夫·甘地在教育与产业等领域均大力扶持IT产业，这也为后来印度发达的IT产业奠定了基础。在拉吉夫·甘地的改革尝试下，上世纪80年代印度经济增速对仍落后于部分邻国，但整体增速有所抬升，差距也显著缩小。

但由于印度贸易逆差扩张且储蓄率长期低于投资率，积累资金并不足以支撑各项投资，印度政府只能采取对外负债的方式扩大投资，导致了80年代中后期的外债规模扩张与储备总额缩水。外债压力的增加制约了印度进一步改革的空间，直至拉吉夫·甘地下台，印度改革也未见起色，改革之路难言顺畅。

1.2.3 20世纪90年代确立自由化改革之路

90年代初印度由于贸易常年逆差与庞大外债规模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拉奥上任后的一系列举措稳定了局势，并采取更加彻底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对内的自由市场化改革与对外的扩大开放政策。在改革红利的驱动下，印度经济增速明显加档，在上世纪90年代至莫迪上台前维持了年均超过6.5%的经济增速，超越了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等东盟国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中国。进出口贸易与服务贸易占GDP比重持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规模也显著增长。但是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由于国内工业化水平不高，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限，印度贸易逆差逐年递增；另外，国内投资对外部融资的依赖造成了印度外债规模显著扩大。可以说，市场化改革与自由开放虽然拉动了印度90年代至今的经济增长，但其内在固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其导致的制度缺陷给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进一步升级，带来了较大阻碍。印度90年代自由化改革虽然集中于市场化与开放贸易及外资投资，但并未完成土地改革、税制改革等更深层次的动作。印度未来的进一步改革仍有相当空间。

1.2.4 2014年莫迪上台后执行新政，仍面临诸多考验

2014年5月，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下院多数席位，人民党领袖莫迪就任印度总理。莫迪曾在古吉拉特邦成功创造出特有的改革模式（即“古吉拉特模式”），外界在其上任之初就将其视为“改革派”，部分外媒甚至将其喻为“印度邓小平”。

莫迪上任后就展现了“改革派”的作风，“莫迪新政”结合印度廉价劳动力丰富、基础设施简陋、IT业发达、法律制度落后等情况，提出“印度制造”、“智慧城市”等全新概念，并全力践行“印度制造”战略，同时全方位推进此前从未取得明显突破的土地、劳工、税收等领域的制度变革。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印度制造”战略。该战略于2014年8月15日莫迪在“印度独立日”首次提出，并于9月25日由莫迪在新德里正式启动。“印度制造”战略通过印度国内广阔的市场吸引FDI，利用国内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较大规模的IT与医药领域人才，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目标产业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建筑、采矿、石油开采、纺织服装、生物技术、医药制造、医疗保健、电子、港口及航运、可再生能源、航空、国防工业、电力、机械、食品加工、IT、皮革制品、传媒、航空航天、铁路、高速公路、旅游、火力发电、体育健身等25个行业。上述产业除IT、医药制造等印度优势产业外，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基建、公用事业相关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