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共同加持，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青铜世纪大展

图1 展场入口，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展作丰富精彩，年代横跨古今，除了包含馆方自身藏品，更有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美国知名美术馆和重要私人收藏的文物共180余件。

展览宣传片

本次策展人汪涛和张璐表示，希望借此展览能向观众呈现古代青铜器的悠久赏鉴传统，聚焦从中衍伸的复古运动与金石研究，并对关键人物及其社会环境进行阐释。（图1、2）

图2 展场陈设现况，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本文通过考古、礼仪、礼乐、鉴古、畏友、墨拓、古今角度，选取本次世纪大展极具代表性的青铜重器，为诸位有的放矢的了解青铜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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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根据考古报告显示，早在夏文化时期，上古中国已经延续新石器时代的制陶传统而进入青铜阶段。此后青铜器具的种类、形制与纹饰都因时间、地域和族群的缘故产生不同变化历程，进而彰显出品项繁博、多元造型及装饰各异的特点。

青铜，一般是指铜、锡和铅的混合物，可包括铜铅、铜锡或铜锡铅等合金，且在中国境内的主要制造技术为块范法（又称陶范法）与失蜡法两类。青铜器的原料色泽、形式组合、图像纹饰、铭辞文字、类型功能以及生产工艺等面向，都是吾人鉴赏研究的切入点。

在本展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造型出众的商代晚期《鸟尊》（图3）。该作品高15.9公分，是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品。其结构灵巧生动，纹饰繁复精美，展现典雅庄重的姿态。

图3 商代晚期《鸟尊》，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这件器物原是当地知名藏家凯特．斯特奇斯．白金汉女士（Kate Sturges Buckingham，1858～1937）的旧藏。身为富豪名门之后，她很早就对东方古董产生热爱，尤其对中国青铜、陶瓷与日本版画情有独锺。从1921年至1938年间，她陆续向馆方捐赠多达400余件的中国青铜器，以藉此纪念她的妹妹。这批文物便成为该馆亚洲艺术的奠基收藏，文化影响力极其深远。

1946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查尔斯．法本斯．凯莱（Charles Fabens Kelley，1885～1960）与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讲学的中国学者陈梦家（1911～1966）共同合作，编撰一本《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内容收录馆藏42件从商至汉的青铜精品，可作为记录流散海外文物的参考文献。

书中凯莱关注器物的造型纹饰，同时涉及铸造技术等特征；而陈氏则在概述与考释篇章中，强调器形分类和定名方式，特别针对礼器概念和铭文解读加以着墨，反映当时中西方对青铜时代考古的学术前沿。

礼 仪

若以功能用途区别，中国古代青铜制品可略分为容器（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乐器、兵器、农工具和其他生活杂器。当中容器和乐器主要使用于祭祀和宴会等礼仪场合，是专为统治阶层所设计制作，通常也被称为“礼器”。

依照往昔文献记载，不同等级的王公贵族必须依其身分地位，使用与之相符合的礼器种类和数量。所谓的“列鼎制度”，就是这种仪式规范的具体表现，如同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和元士三鼎。此项措施不仅强化宗法制度和等级划分，亦巩固掌权者内部政经利益的秩序分配，成为“明贵贱，辨等列”的社会特征。

属于传世礼器的展品西周中期《师趛鬲》（图4），现藏北京故宫。表面曾有打磨上蜡痕迹，颜色黑中透亮，器形精致美观。外部纹饰以回形纹、夔龙纹和重环纹组成，形象线条寓动于静，透露庄严肃穆的气氛。

图4 西周中期《师趛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内壁刻铸铭文五行29字：“唯九月初吉庚寅，师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趛。其万年子孙永宝用。趛。”此件作品原属清代文人费念慈（1855～1905）旧藏，他还因此取名字号为“趛斋”。

1950年代本器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因为是迄今为止所知青铜鬲器中最大型且最华丽的一件，遂有“天下第一鬲”之美誉，增加其作为国宝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另一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珍藏的西周《铜柉禁及酒器组》（图5），也是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这是目前出土铜禁（盛放几案）和共存13件九款酒器（觯、卣、盉、觚、斝，尊、爵、角、勺）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铜器组，珍稀异常实属罕见。

图5 西周《铜柉禁及酒器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作为祭祀之用的柉禁酒具，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之后进入清末金石藏家端方（1861～1911）之手。1924年端方子孙透过加拿大籍美国传教士暨鉴藏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的中介，把此套文物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公认的镇馆之宝。1907年端方及其幕友曾在南京留下合影，照片中即包括《师趛鬲》和柉禁酒具。百年之后，两件珍品再度聚首芝加哥，殊为难得的盛会。

崇 古

约在汉代之际，出现两种类型的古物鉴藏者：皇帝与士大夫。前者视古铜器为天命瑞相，并象征伦理道德与体现政权的合法性。收藏对君王来说，并非只出于个人兴趣，而更强调其对维系王朝的统治作用。后者则是透过搜罗和专研，企图传达新价值观，并凸显个人品味和身分认同。

到了宋代，时人力图“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始从“考古”、“博古”，而趋向“仿古”与“玩古”，影响元明时期的金石赏鉴活动。其中要角包括属于仕宦阶层的刘敞 （1019～1068）、欧阳修（1007～1072）和吕大临（1044～1091）等人以及宋徽宗赵佶（1082～1135）。尤其宋徽宗在1107年时设置议礼局，并“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且下令敕撰《宣和博古图》，说明官方积极收藏、制作与整理青铜器。

《厚趠方鼎》（图6）为西周早期饪食器，高21.3公分，重2.4公斤，现藏上海博物馆。外腹装饰兽面纹，内壁刻有铭文五行34字。

图6 西周早期《厚趠方鼎》，上海博物馆藏，摄影╱周至伟。

内容记述成周年间，厚趠因受上司溓公赏赐，而制作此鼎来祭祀父亲辛，希望日后子孙能永宝珍爱的纪念历史事件。该器铸作精细、纹饰罕见，其饕餮双角特长而下垂，尖端之处又作勾曲卷状，曾著录于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这条线索也透露这件方鼎，极有可能在宋代时就已现身于世，后来进入清末金石学家陈介祺（1813～1884）收藏里，流传保存至今相当不易。

自宋之后，钟鼎彝器成为专门学问，诚如王国维（1877～1927）所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重要编著包括刘敞《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王厚之《钟鼎款识》与王俅《啸堂集古录》等。

这股崇尚金石的复古运动，也影响日后艺文界之学风思潮。展品明代郑重（活跃于约1612年至1648年间）《品古图》和清代萧晨（活跃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东坡博古图》，皆是描绘文人雅士鉴赏古物的聚会场景。两位创作者都以精细用笔和清丽色调，生动地表现鉴赏雅集人士的儒雅风范和潜心品古的专注神态。

礼 乐

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社会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所化现的物质载体则是青铜礼器和乐器。若以三代乐器种类来说，主要有铃、钟、鎛、铎、铙、钲、鼓、钩鑃和錞于等。这些文物不仅反映古人对礼乐的认知思想和精神规范，也代表当时丰富的音乐文化。

透过演奏乐器、传达声音的方式，借以调节个人情感和行为，体现自然与众生的和谐共存，企图达到“天人合一”的极致境界。现在对青铜乐器的研究，多侧重在外观形制和使用功能，以及其对音律结构发展的影响作用。

收藏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西周《铙》（图7），原是白金汉女士的旧藏。铙是中国早期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经常出现于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多出土在河南南部、山东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

图7 西周《铙》，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其历来形制变化不大，通常器形似铃而稍大，口部呈凹弧状，并附有中空与器腔相通的圆管短柄。使用时则手握把柄，铙口朝上，并以棒槌敲击中间部位。根据《说文》记载：“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在《周礼．地官．鼓人》亦提及“以金铙止鼓。”说明此器与军旅战事的关系。但是，铙也可被用于祭祀和宴乐当中，搭配其他乐器而共同演奏。

以“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为己任的宋徽宗，极重视隆礼制乐。所谓“循声以知音，循音以知乐，循乐以知政。”这位艺术家皇帝便试图以音乐移风易俗，期冀达到美化治民的理想国度。他重订音律乐制完成“大晟乐”，且下令铸造与之相应的青铜编钟。

公元1105年共 12套编钟完成，总计336枚，钟身刻有“大晟”二字，至此成为徽宗心目中的最佳雅乐，堪称宋乐之始。但在靖康之难（1125～1127）后，这批大晟编钟散落各地，至今流传于世者约有25件。此次展出的钟器（图8）出自北京故宫，钟纽铸刻双龙造型，钟面制有蟠虺纹，器形典雅朴质，纹饰华美出色。

图8 北宋徽宗朝《大晟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摄影╱周至伟。

鉴 古

清代鉴藏之风鼎盛，尤至乾隆朝（1736～1795）时更达高峰，可谓集历代收藏之大成。1749年起，廷臣梁诗正（1697～1763）等人受命仿效宋代《宣和博古图》体例，编撰《西清古鉴》四十卷，收入彼时内府所藏青铜器物1436件和镜93面。每卷首名列器目，依器摹绘图像，次附说明，另注方圆围径、高广轻重及摹写铭文与注释，对于推动古铜器的研究进展甚大。

1779年乾隆再度敕编《宁寿鉴古》十六卷，共收青铜器物600件和镜101面。从1781年至1793年间，王杰（1725～1805）等人又撰写《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共四十卷，前者收录商周青铜器物844件及镜100面，后者则有高古青铜器物798件与镜100面。世人遂把这些著作合称“西清四鉴”，为了解铜器鉴藏门类提供丰富文献与图像史料。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进一步把前述他敕编书籍内所收录的古镜实物，采行匠心独运的收储设计，珍藏于与图谱同名的书册式函匣中，且作为宫室收藏保存之用。本次展出的《西清古鉴铜镜册页》共有三函，皆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每套镜匣装帧大方雅致，显示乾隆对古代铜镜收藏的重视喜爱。例如在第八函中（图9），胎匣右侧上方摆放汉代铜镜，下方为唐代作品。

图9 清代乾隆朝《西清古鉴铜镜册页》第八函，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摄影╱周至伟。

左侧部分则是一幅由宫廷画家励宗万（1705～1759）绘制的山水画，其上并对应一首五言绝句诗。而在第四十二函里，一样安置汉唐古镜二件，另有“汉明光鉴三”与“唐十二辰鉴二”的黄签题记，以及所储铜镜的品名描述和写真画片。

乾隆皇帝对古物品评的深厚兴趣，还可从《是一是二图》中看到。画面上皇帝身着汉服，正坐于榻上欣赏各类雅玩。此画构图原本仿自清宫旧藏的宋人册页，但宫廷画家却把图中文士替换成乾隆本人，表现其爱慕古人风雅的情趣姿态。绘画里出现的铜器和珍玩，应为当时皇家实际收藏的品项，可以想见日理万机之君王的暇日嗜好场景。

除了帝王，宫苑女子亦参与文物赏鉴活动，一如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图．博古幽思》（图10）所示。图中仕女侧坐斑竹椅上低头沉思，身旁环绕的多宝格架上陈设精美器物，如瓷洗、僧帽壶和青铜觚等，具有典型的宫廷富丽堂皇气氛，显示闺中女性欣赏博物的闲适情怀。

图10 清代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图．博古幽思》，北京故宫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畏 友

对于历代文人藏家来说，青铜器鉴藏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智力活动与学术兴趣。若与帝王相较，这些古物的政治性功能与象征，并非文人藏家关注的焦点。相反地，他们更热衷于专研器物的形制内容和如何解释铭文，借以证明古代图书内容的真伪、勘正文献的误谬以及增补典籍的缺失。

经由鉴赏古物一事，各类的文会雅集得以成形，不仅众人可发展出深厚友谊，也触发彼此的良性竞争。正如上述提及，从宋代之始，士大夫群体便透过感性欣赏与知性探索，出版相关青铜器收藏目录，使得三代钟鼎彝器成为他们共同的对话语言与收藏崇尚的目标。藉此进而在社会与文化阶层中，得以和他人区隔开来，以塑造优越身分地位与累积更多文化资本。

清代乾嘉之际，当皇室典藏文物的规模日正当中时，仕宦文人也不遑多让。1796年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攷》与1804年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著录出版，堪称是晚清金石学崛起的前导。在1840年至1911年间，曾出现大量编撰的古铜器图录与参考书目，例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恒轩所见藏吉金录》、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与端方《陶斋吉金录》等。这些鉴藏家互称师徒学友，密集交换拓本以便利比较，他们成为清末青铜器鉴藏界的中坚分子。

这股在艺文学界掀起的金石热潮，颇能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画作《吴大澂愙斋集古图》中反映出来。此作共分上、下两卷，各自长度为1462公分与1696公分。卷前皆绘有吴大澂（1835～1902）肖像及藏器，并以墨拓和绘画的表现形式，展示其金石收藏和学术考证的热忱与成就。上卷图像为任薰（1835～1893）所作，而下卷肖像则由胡琴涵（生卒年不详）完成，其余背景和器物都出自擅长摹古的陆恢（1851～1920）之手（图11）。

图11 晚清《吴大澂愙斋集古图．下卷》，上海博物馆藏，摄影╱周至伟。图为局部之一。

在画卷之后则有吴氏所藏部分古铜原器全形拓及铭文拓片（图12），两卷共含102件从商至汉的古文物。图中有数件器形与铭文从未出现于往昔著录中，能够提供新的研究材料。此外，由于画卷保存了器物的外观型态，得以弥补之前缺失器形讯息的遗憾。

图12 晚清《吴大澂愙斋集古图．下卷》，上海博物馆藏，摄影╱周至伟。图为局部之二。

墨 拓

墨拓是中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种复制方式，过程是把纸张覆盖在有文字或图案的器物或碑版之上，再用墨色将其打拓出来，以便于长久保存与流传递送。然而，约在清代乾嘉时期，为了进一步精确掌握器形外观，遂出现“全形拓”的专门技术。全形拓，亦称图形拓、器形拓或立体拓，乃是一套应用裱拓、素描与剪纸等手工门类之综合技艺。

除了上述《吴大澂愙斋集古图》里存有众多范例，在晚清画坛里也出现不少名为“金石博古花卉”的新兴画题，这类结合传统博古与清供图绘的作品，传递出如“吉金乐石”或“金石延年”的吉祥寓意，特别博得江南城市居民的喜好。受到清代考据学和金石学的启发，此种风行于书法和绘画艺术中的金石趣味，当时便成为最出色的创作变革。

古 今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旧体制遭逢巨变，开始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姿态与世界展开对话。昔日的清宫帝王旧藏一分为二，成为现今两岸故宫的基础原型。更多的民间私人收藏则流散全球，无论是在伦敦、纽约、巴黎、柏林或东京，皆可探寻到精湛的名品佳作。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青铜器鉴藏领域展开新气象。在大学院校中，已有设立专门师资，并展开教学、培育人才。在文博机构里，三代古铜器则为各大馆方收藏与征集的重点，并视为是华夏古代文明之代表。

而在古董市场上，钟鼎彝器更是收藏家与投资客的热门选项，尤其在近年来的拍卖场次内更可见到此一现象。由此看来，古青铜器依然持续吸引和激励今日群众，呈现活力十足的传统能量。

若要挑选一件作品总结本展的话，那应该就是《小臣系卣》（图13）。这件方卣完成于商代晚期，属盛酒礼器之一。高49.2公分，重14.9公斤，纹饰布局有序，器形端庄典雅。

图13 商代晚期《小臣系卣》，上海博物馆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盖内和器底铸有铭文15字，说明小臣系受王赏赐而制作此器来祭祀先祖乙。尽管出土时间已不可考，但在《吴大澂愙斋集古图》卷中可见器形全形拓和铭文拓片。清末民初时该器从吴氏之处散佚，辗转进入日本藏家手里，此后并多次收录在重要青铜器图录中。

2010年这件传世重器出现于市场上，上海博物馆便在中国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花费巨资收购，并赋予国宝之名。2017年当代艺术家泰祥洲曾对此器绘制一幅水墨作品，其高度写实手法产生不少回响。透过回顾这件方卣的社会生命与文化传记，观众得以体认到中国古代青铜器所承载的丰富历史感和当代性。

文∣林逸欣

图∣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周至伟

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