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向降准开启 看似宽松却是金融降杠杆利器

财联社28日讯，在美国开启量化紧缩，欧洲考虑缩减量化规模时，中国政府却忽然重提“定向降准”，这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分析师们也莫衷一是。但作为世界二大经济体，中国货币政策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逆向的可能性不大，定向降准并非开启宽松时代，

　　新定向降准

　　2017年9月2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推进央企重组工作回报，同时部署强化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

　　会议提出，采取减税、定向降准等手段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内容包括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等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并适当给予再贷款支持。

　　近年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降准”政策有2次，分别是在2014年4月和5月。2014年初经济基本平稳，但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因此，需要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调结构的方法来保增长。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定向降准”，对涉及“三农”的银行适当降低准备金率。2014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两次定向降准实施后，“三农”和“小微”的融资规模都取得了一定增长，尤其是对“三农”融资的促进效果明显。

　　根据此次定向降准的内容变化，中信证券认为此次定向降准具有更强的“全面降准”意味。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等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并适当给予再贷款支持”。不同于此前央行针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财务公司、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等特定金融机构的定向降准，此次定向降准立足于“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指标，拓宽了定向降准考核标准中没有考虑的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和创业担保等，将进一步扩大原本通过定向降准考核的银行范围和数量，相较而言具有更强的“全面降准”意味。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从历史经验看，从国务院喊话到“定向将准”政策落地，平均时间间隔不超过2个星期，猜测此次“定向降准”也不会例外。

　　特别时点和背景

　　对于此次宣布定向降准的时点，中信证券认为具有特别的意义。

　　中信证券表示，此次定向降准政策于三季度末、重大会议召开前提出，时点较为特殊，大力支持小微企业的信号意味较为浓厚。一方面，此次定向降准政策在三季度末提出，与央行近几年年初例行进行定向降准考核及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不同，特别意味较浓。

　　此次定向降准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意外升值。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赵建博士在9月20日发表的《人民币升值之谜和降准之惑》文章中表示，在国内通货膨胀率仍然处于目标之下，经济增长开始显现颓势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超预期升值为原本束紧的“三角悖论”桎梏，撬动了一块可以自主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为央行卖出降准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受美元走强，和国务院宣布将定向降准影响，今日人民币兑美元开盘即大幅下跌逾百点，跌破6.65水平，但相比去年低点，仍有非常大的距离。

    但从国际环境来看，此次定向降准则似乎有“逆潮流”而动的意外。美联储在9月21日宣布将在10月份开启缩表进程，美国进入量化紧缩时代。另外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2月份加息，这将是美第五次加息。欧洲央行今年来也不断释放将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的信号。

　　英国央行则拟于今年底加息。

　　中国真的是要开启宽松时代吗?邓海清认为，定向降准目的是对冲供给侧改革的负面作用。其一，定向降准能对冲目前环保去产能政策、房地产调控加码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二，定向降准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弥补此前经济微观层面的“国进民退”。

　　邓海清也表示，定向降准意味着2016年9月开启的这一轮货币政策收紧周期接近尾声，至少不会存在进一步收紧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提到“货币政策收紧周期接近尾声”，并不是指“货币政策将开启宽松周期”，市场应该区别开来。

　　定向降准或成为降杠杆的有利武器

　　定向降准是不是和政府当前的金融去杠杆相悖呢?经济学家们对此普遍认为，降准反而有利于降低金融杠杆。

　　赵建博士在上述文章中表示，最近几年同业业务或者说金融杠杆的快速飙升，与存准过高导致的货币供需缺口有关。由于存在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一般性存款(企业和居民的储蓄)的创造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漏损，在满足社会融资需求过程中从而产生较大的货币缺口。如果说国有大型银行可以直接从央行再贷款获取资金，那么中小银行则只能通过同业借入和发行同业存单来填补缺口。这是最近今年同业负债飞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同时存在“高存准率+高货币乘数”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

　　较高的法定存准率已经成为困扰中国货币运行效率的主要结构性矛盾，要真正推动金融“脱虚向实”，就必须认真思考降准的深刻意义，而不仅仅是在货币政策工具的层面进行考量。直观来看，商业银行将占比高达18%左右的法定准备金投放到央行账上，本身就是一种“金融空转”，这无疑也是一种金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当然，面对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退潮带来的压力，货币当局需要进行更加精心的操作设计。

　　赵建博士的观点也得到邓海清的认同。邓海清表示，降准的普惠性有可能降低金融杠杆。原因在于，高杠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同业业务激增，而同业业务主要在于大行、中小行结构性失衡严重，小行不得不通过同业业务获得资金。“降准+回笼”之后，将有助于缓解资金的结构性问题，解决同业业务居高不下的窘境，从而有助于降低杠杆率。(廖定峰|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