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这个产业决定人类能否渡过危机，或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大部分人很难想象，在全人类全副武装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另一些古老却同样可怕的传染病，仍在地球上一个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肆虐。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还在蹒跚学步的小阿比和他的父母住在一间有着波纹铁皮屋顶、墙面已经风化的小房子里。

　　他年轻的妈妈阿尔玛兹是一位垃圾回收员。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忽然感到浑身十分难受，之后竟出现了呕血症状。

　　“一开始，医生并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我打了针吃了药，但没有任何好转。”后来，小阿比也病了。

　　与病痛抗争五个月后，她终于被确诊出了肺结核，母子二人方才开始接受对症的药物治疗。

　　是的，像肺结核这种具有某种年代感的疾病，不但从未消失，反而随着全球人口流动，以及病菌的耐药性逐渐提高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实际上，据世卫组织测算，全球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了结核杆菌；虽然这中间只有约10%的人最终会出现症状、造成传染，但若换算成绝对数量，这依然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一个更危险的信号是，在近两年全球新冠大流行时期，它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

　　2020年，各国报告的结核病确诊人数从2019年的710万下降到580万，远低于世卫组织预计的约1,000万人。

　　这并不是说肺结核奇迹般地消退了，而是在全球的医疗资源被集中用于抗击新冠时，许多肺结核患者无法获得有效的诊断和治疗。

　　正因如此，结核病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在2020年罕见上升：从2019年的140万上升至151.4万。

图源：WHO

　　2021年，中国肺结核发病数为828,074例，同比增长23.49%。2021全年，中国因肺结核死亡1919人。死于新冠的有2人。

　　如果这已经让你感到有些不安，试想一下：结核病只是科学还未攻克、仍能致命的人类流行病之一。

　　快速的城市化、日益频繁的国际旅行，乃至全球气候变化，都在加速病毒、微生物在全球的传播。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里，流行病的一再暴发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但最大的挑战在于，谁也不知道引发下一次大流行的会是什么。

　　在过去的100年里，世界经历了4次流感大流行，每15~30年发生一次，每年发生的概率在3%~7%之间。一些欧洲科学家预测，引发下一次大流行的很可能会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或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清华大学药学院首任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教授则进一步指出，一些更为古老的病菌仍在自我进化和演变，未来可能出现“超级病菌”；而像脊髓灰质炎这种人类已经大体控制住了的疾病，随着人群免疫力的下降，也有可能死灰复燃。

　　清华大学药学院首任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教授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对于未来5-10年，我们也很难预测哪种病毒或者细菌会引发大流行。这也给科学家们选定研究方向、探索应对方法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那么，人类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好准备了吗？答案恐怕有些悲观。

　　政治上来看，长期以来，专业人士虽然不乏对政界的倡议和游说，但近些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各国政府的资源和精力也有限，疲于应对“更加紧急”的事务。这就留下了一个历史问题：各国对防控流行病的关注不足，投入有限。

　　经济上来看，为还未发生的大规模传染病未雨绸缪，总是伴随着更高的投资风险，这常常会把资本吓跑。而对于像结核病这种大众眼中的“穷人病”，也有一种国际间的不均衡：欠发达国家对这些疾病的药物和疫苗的需求很高，而技术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却没有动力研制。

　　而这两方面的阻碍，使许多流行病的药物储备出现空白。

　　丁胜教授以结核病举例：目前常用的治疗结核的药物组合，还有毒副作用大、疗程过长等缺点，这大大降低了患者接受治疗的配合度。研发新药势在必行。

　　还有一个常人更难想象的事实：目前全球针对结核病唯一在用的疫苗，是法国人在101年前发明的，能够避免小孩出现重症；针对成年人的结核疫苗，到现在为止，一款获批的都没有。

　　我们必须尽早找到新的出路，否则，人类的终结者可能不是核武器，更不是小行星，而是在地球上生存进化了几十亿年的细菌和病毒。

　　万幸的是，人类从不缺乏智慧。

　　这几年醉心于公共事业的比尔•盖茨就认为，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在今年5月发表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盖茨提到了许多想法：

　　建议世卫组织下设“全球流行病应对和动员小组”（GERM），敦促各国政府花费必要的开支来提高检测、监测和控制潜在疫情的能力，并组织模拟防疫；

　　对废水进行主动监测，寻找环境中的信号，并及早发现病毒的暴发；

　　对化合物库、分布式制造能力进行投资，打牢研发和生产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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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所有这些想法中，有一些可能难度较大。比如盖茨设想的“GERM”小组，其目标是通过外交和对话的方式，游说各国政府加大开支来提高检测、监测和控制潜在疫情的能力，并开展防疫模拟。

　　但正如许多业内人士解读的那样，这一想法的实现，可能遭遇很多政治、外交上的阻力。这是普通人难以左右的。

　　其实，国际上其实已有许多合作机制，比如针对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的“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以及世卫组织发起的“冠状病毒病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等，它们发挥了相当多的作用，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图源：WHO

　　丁胜教授亦谈到国际合作的阻力：“这种涉及多国快速响应、涉及对有限资源进行调配的国际合作模式，短期来看不会有完美的答案。”

　　或许，给人们更多掌控感和确定性的，是从技术中探寻解决方法：继续推动医药技术的进步，减少流行病对于全社会正常运行的干扰。

　　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mRNA疫苗技术进行了大量投入并加速应用。丁胜教授认为，这项技术在未来5~10年能发挥的新作用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广谱疫苗”“广谱药物”概念近几年也重获重视。丁胜教授表示：“广谱疫苗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是从前没有得到深入的研发。随着新冠病毒新变种不断出现，全球疫情多次反弹，人们对广谱疫苗的需求上升。未来，广谱性的抗病毒药物也很可能出现新的突破。”

　　不管专业人士的种种设想最终能实现几分，做出改变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

　　比尔·盖茨就担心，当新冠肺炎真正消退后，人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其他问题，大流行防控将再次被搁置、遗忘。他认为，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窗口期。

　　近两年，这种紧迫感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国的官方文件与行动中：全国人大正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国家多部门还陆续出台了针对突破性药物、创新药的产业政策。

　　在各个城市，一场关于未来前沿产业的争夺战也悄然展开。

　　北京在“十三五”期间，就提出要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四五”规划中，北京进一步提出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发展为两个国际引领的支柱产业，形成‘芯片’与‘药片’双轮驱动格局。

　　而新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的组织形式和监管模式，也需要汇聚全球资本和顶尖人才。北京为此做了不少努力：

　　2016年，北京市政府创新性地在科研领域采用了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为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的成立扫除了制度阻碍。据了解，GHDDI也是当前中国首个外资参与主办的非营利组织，专注于全球健康疾病的新药研发与快速转化。

图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近几年，GHDDI不负众望，拿出了多项重磅研发成果。

　　全球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之时，GHDDI及清华大学药学院的多位科学家就放弃了与家人团聚过年，积极投入到新冠病毒药物研发中。针对新冠病毒3CL蛋白酶，科学家团队于2020年年中成功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有效化合物， 其中对GDI-3549和GDI-4405两种化合物前景最为看好。

图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经过对比测试，研究团队发现GDI-4405的分子结构具有更优异的生物利用度和暴露量，安全性良好，且生产成本更低，于是选择对其继续推进。近日，GHDDI与翰森制药达成战略合作，就GDI-4405系列的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签订了独家许可与合作开发协议。

　　而2021年4月，辉瑞公布了全球首个新冠口服药，GHDDI的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它竟与半年前GHDDI独立发现并最终淘汰的GDI-3549完全一样。

　　此外，据丁胜教授介绍，GHDDI还针对新冠早期感染者、高危人群开发了一款吸入式小分子药物，现已在澳洲做了临床申报研究，预计未来1-2个月就可以进行I期试验。GHDDI也研发了一款新型的疫苗佐剂，它将在未来大幅提高我国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的效果，帮助其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

　　同时，作为全球健康的探索者和践行者，GHDDI也专注于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等疾病的新药早期研发。丁胜教授透露，结核病是GHDDI的重点研发领域，占到该机构总体投入的30%以上。

图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GHDDI一直在进一步探究能更快速，更安全的清除结核杆菌的新机制和靶点，联合多家全球领先机构，GHDDI正在积极推进三款针对结核病的不同的机制靶点的药物。

　　它们将扩充人类应对结核病的弹药库，形成毒副作用更小，用药时间更短的新疗法，弥补半个世纪没有相关新药的困局。GHDDI正在创造人类针对结核病药物研发的极限速度。

　　在流行病之外，如果还有什么能让世界的发展再倒退十几年，可能就是当前这股去全球化的逆流。在多个科技领域，美国正在与中国脱钩。

　　在这个背景下，GHDDI所专注的事业有一种独特的意义: 维护中外科学研究的开放合作，为中国提升全球健康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是全球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讨论通过了《上海宣言》，旨在提升健康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标志着全球健康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而要提升国际话语权，丁胜教授认为，一要建设能力，二要保持参与。

　　从“能力”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话语权有些受限：我国在很长时间内是以仿制药为主，一些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底层技术研发和原创性突破仍有短板。而锻造硬核的研发能力，正是GHDDI作为一家国际化的医药研发机构可以施展拳脚的领域。

　　GHDDI也一直积极参与到全球健康的议程设置中。

图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去年8月，GHDDI作为唯一亚洲成员单位加入了冠状病毒欧洲加速研发联盟（CARE）。据了解，它还是，全球结核病药物加速器联盟（TBDA）首个来自中国的成员。

　　在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2021全球结核病报告》中，总干事谭德塞这样写道：“与结核病的斗争，不仅仅是针对单一疾病的斗争，也是对贫困、不平等、不安全住房、歧视和污名的斗争，以及扩大社会保护和全民健康覆盖的努力。

　　“如果新冠大流行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不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的奢侈品。”

　　丁胜教授也曾这样描述GHDDI这家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能够发挥独特的价值：

　　“像癌症、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有非常多国家的头部生物医药公司在做研发。反而一些‘老’的疾病，商业回报低，仅在特定的场景下有需求，因此没有太多人愿意去投入做研发，影响了人的生命、生活质量乃至当地的经济状况。但总得有人去做让健康更平权的事情。”

　　这也是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一直以来的共有价值：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有所作为，增进社会的整体福祉。

图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

　　我们也应认识到，药物研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像捐建一座希望小学那样能够立马看到成果。但作为一项对人类整体健康有益的事业，它同样需要政府、投资者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持续性投入与支持。

　　疫情第三年，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流行病这个长期困扰人类的难题，也须以长期主义的方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