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随迁可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可以说，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但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很容易仅就农民工个体加以审视，而忽略了“亲子关系”这一重要视角。

这一视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下比较普遍的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下，亲子关系的质量既决定着农民工本人的城市居留意愿，又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息息相关。

子女留守意味着糟糕的亲子关系

在向城市流动过程中，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福利享有等方面因素制约，不少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虽然目前存在学者测算的6102.55万人和有关部门统计的902万人两个差异较大的数据，但这是由于概念界定、数据来源、统计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所致，其实两者均未否认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这一事实。

父母的爱与陪伴是对儿童最好的教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亲密的亲子关系，潜移默化地对其进行正确教育引导，帮助其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在这一过程中，父母是儿童无可替代的首任“教师”。然而，留守状态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与进城务工父母在时空上分离，由此形成一种疏离而非亲密的亲子关系，而这必然会对其当下和今后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理论推衍也有统计数据支撑。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在农村留守儿童方面既梳理了学者的研究结论，又通过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原始数据，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状况不容乐观。学者们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为，在将儿童分为普通、流动、留守三类中，普通儿童的各项状态指标最好，而留守儿童的最差;数据分析也显示，留守儿童健康状况最差且义务教育就学率最低。

另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下称《流动人口发展报告》)，通过对全国12个省的27个县实施的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服务需求评估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营养膳食状况等有待改善，健康行为和卫生习惯有待养成，伤害发生率高，特别是留守儿童心理异常发生率接近12%，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问题、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等维度心理异常发生率均高于非留守儿童。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是不良的关系质量，而不是不足的关系数量导致了孤独。留守既意味着关系数量的不足，也表明关系质量的不尽如人意，这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在比较糟糕的环境和状态中成长，这有极大可能投射到其日后的行为习惯、处事方式等方面。事实上，这一问题在80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已现端倪。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方面，心系留守子女的进城农民工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很难稳定地留在城市;另一方面，童年时期未能得到充分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很难成为人格独立、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劳动者。

子女随迁或可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不过，问题也不全是悲观的一面。

至少，在农村留守儿童受到普遍关注的当下，其糟糕的成长状态及危害性，正在被进城农民工所逐渐认知，并且尝试以一己之力加以改变。《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2.5人以上，2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81.8%以上。其中，2011～2015年间，在已婚流动人口中，0～17岁子女随同流动的比重基本保持在65.0%左右，2016年这一数字是65.6%。

从在农村生活的留守儿童，转变为随父母迁居城市的流动儿童，这一过程中亲子关系的改善不言而喻。朝夕相处增加了亲子间的双向互动，其所能提供的情感支撑对双方身心健康的正向作用都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进城的农民工来说，有儿女绕膝，是其辛勤劳作后的莫大抚慰，而且子女的纽带作用也会有效增进夫妻感情，有利于农民工家庭的和睦稳定。至于共同生活对于子女健康成长的益处，自不必赘言。

更重要的是，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市民化也会产生助推力。在农民工独自进城务工的情况下，经济层面的得失权衡是其决定去留的关键因素，一旦经济形势出现波动，返乡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使得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出现可逆性波动。而一旦引入随迁子女这个重要的情感变量，出于让子女拥有更好生活、接受更好教育的渴望，进城农民工即便一时失业，也会尽可能留在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非轻言返乡。

进而言之，子女随迁还会进一步刺激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需求。“独身进城”下的消费模式更多是“城市挣钱，农村消费”，而“举家进城”下则变为倾向于“城市挣钱，就地消费”，在务工城市消费的意愿会更强烈、数额也更大。此外，由于进城农民工只是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意义上的市民化，教育等许多属于户籍人口所享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难以充分惠及他们，对之有刚需的他们在必要时就会倾向于在市场上购买。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治本之策

虽说子女随迁或可从多个层面助推农民工市民化，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由消费助推的市民化也存在明显缺憾。

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角度看，农民工通过“自费购买”的方式获取一些本应均等提供的公共服务，固然是好事，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使得其在同等条件下多付出的成本成为一种不得已的“被迫消费”，而不是真正有钱有闲之下的“主动消费”，而这种消费显然不具有真正可持续性。

更进一步讲，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买的公共服务，最主要体现在子女教育方面，而其特殊性在于并非有钱就能买到，尤其是随着随迁子女年龄的增长，这种公共服务的“政策壁垒”会逐渐取代“费用壁垒”，成为进城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障碍。《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国家卫计委2014年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从流动人口家庭的年龄结构看，有13～18岁孩子的流动人口家庭比例最低，而这正是孩子将要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年龄段。

既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国家坚定不移的政策导向，以及流动人口家庭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那么，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有必要致力于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真正均等化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