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防范金融风险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

1月17日，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接受《人民日报》专访，分析了近期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形势，称“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多种原因，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首位，是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的体现”。

这将当前的防控金融风险统一到了中央决策上。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相反。实体经济是根本，金融应当围绕实体经济展开。但是过去一段时间，金融业发展过快，有统计数据表明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翻了一番，从2005年的4%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8.44%——该数值不仅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也高于美国、英国等传统经济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201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但金融业仍在快速增长，这表明金融业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为金融而金融的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货币在表外空转，形成层层套利，不但没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反而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货币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层层嵌套，不断加杠杆，一方面推升了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加大了金融业自身的运行风险。

所以要将金融去杠杆与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降低落后产能的金融杠杆，减少低效产能的资金配置，将资金有效配置到先进制造业和符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的行业上来。金融业本身也要调结构，金融管理部门要从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领域入手，开展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在总量收缩的同时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让金融业回归本源。

其次，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要符合宏观平衡大局。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近40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很明显，金融业发展要与整体经济平衡发展大局相适应。

金融业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嫌贫爱富，只做锦上添花的工作，不做雪中送炭的事，因而如果任由金融业无序发展，必然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收入落差加大、地区发展不均。而且，金融业习惯上唯利是图，在与实体经济的配合过程中较少考虑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社会治理问题，造成环境成本付出较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因此，要保证金融业服务大局，缩小社会主要矛盾，就需要对金融业发展进行优化。具体而言，需要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

绿色金融反映了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融资和投资的实际操作中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合进金融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普惠金融也是金融业改革的一个抓手，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务实的操作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且可以通过普惠金融措施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让金融业更多地承担雪中送炭的事。2017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或增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商业银行进行0.5%~1%不等的定向降准。据央行测算，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1月17日央行通过官方微博宣布，目前有关的金融统计工作正在抓紧进行，预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可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实施。

最后，金融业发展要加强政府引导。十九大报告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发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会更大，因而金融业发展要突出政府管理作用，金融业改革的方向也要突出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任由一些草根金融野蛮生长。可以想象，各种P2P平台、现金贷等不规范的金融行为将受到严厉监管。

总之，现阶段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处理好现阶段的各种矛盾，把金融风险遏制在萌芽阶段，就应该将防范金融风险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