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纵轴线上看中美贸易纷争

最近读了太多有关中美贸易纷争的文章——尽管中美贸易纷争远未达到战争级别，但很多人都已经把它定义为“贸易战”了。眼下关于中美贸易的分析文章多如牛毛，但从历史纵深角度去分析的似乎不多。本篇文章试图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将面临的挑战。

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深层原因——移民替代

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很多，最出名同时也是最古典理论的便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会增加，如此形成了国际分工。

但从古至今的国际贸易事实却并不像李嘉图的理论那么理想化，如中国自明朝开始就出现了国际贸易的大量顺差，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并换取银子，但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却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至少宋朝开始，银子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了。

到了明朝嘉靖时期，政府确立“一条鞭法”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以作弊。中国持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应该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确立的。据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

又如，从全球贸易史看，西方国家最初从东方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香料，原因在于，大部分香料类植物多是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特有植物，欧洲无法种植；在交通方式极不发达的古代，香料成为了奢侈品。因此，被中国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方贸易，同时也被称为“香料之路”。

因此，全球贸易起初并不是因为劳动力比较成本不一导致分工不同而促成的。到了今天，我们同样没有发现世界各国都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全球贸易格局下的“生产分工”。

例如，工业化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模式，发展高科技也是所有工业国的目标；即便像美国这样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80%的国家，仍然希望“再工业化”。各国产业发展目标的趋同化，才是导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中国应该是属于二战之后由农业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特例。例如，日本和韩国是二战后两个仅有的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成功案例，这似乎很难从比较优势说和资源禀赋理论来解释。

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发现，全球三大制造业大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如2013年全球人均耕地面积为3.45亩，其中德国为2.25亩，日本为0.51亩，韩国为0.49亩。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不仅耕地极少，而且国内矿产资源也匮乏。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1.3亩，由于地少人多，只有发展工业，同时通过出口工业品来提升收入水平。

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勤奋而好学，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排名前20%的国家或地区。这也印证了儒家文化具有“致富”理念。

读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读一部战争史，战争目的多半是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胜者为王，可以占有失败者的土地和财富。如此看来，全球的资源分配永远都不会是合理的。15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说白了就是为了寻找和掠夺当地财富。欧洲人得益于地理大发现，使得他们的人口迁徙幅度最大，美洲、澳大利亚乃至非洲的南非等地，都被他们占领并成为永久主人。

研究中国的疆域变化历史，同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国土面积变大了，凡是汉族统治的朝代，国土面积变小了（唐朝或为例外）。原因或许容易解释：入侵的少数民族均为游牧民族，而汉族属于农耕民族，前者比后者更富有侵略性。从历史上看，侵略失败的案例远多于成功的案例。

从历史上看，当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遇到灾荒的时候，前者采取的应对举措往往是抢掠，这就是秦始皇为何要花巨大代价筑长城的原因；后者则多为“逃荒”，例如，清末出现的闯关东现象，实际上就是当华北地区遇到灾荒后的持续向东北移民现象。

如今，中国国内的移民仍在持续，如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人口都在净流出。总体看，一二线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是根本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太多的人拥有太少的耕地。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向外移民数量总是相对有限，且解决不了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国民收入，只有发展出口贸易。从这个生存发展模式看，出口的本质就是“移民替代”。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别限制，那么，中国至少可以有2000万农民去美国从事农业劳动，发展精耕细作农业，或许能让美国的农业产量再提高三分之一。因为美国只有200多万专职农民，而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民超过两个亿，约为美国的100倍。

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就有了移民限制，这使得中国一直存在劳动力总量与其他资源总量不匹配的问题，只有发展外贸才能解决劳动力相对过剩问题。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与日韩的经济体制不同，但出口导向战略却是一致的。2017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全球分别排第一、第四和第六，均超过它们GDP在全球的排名。

200年来西方对华政策并无本质变化

19世纪是全球霸主是英国，殖民地无数，当年也是打着通商的旗号挑起事端。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英国则称之为通商战争，最终清政府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也就是说，当贸易条件对西方有利的时候，他们竭力要求对等贸易，开放中国市场；当贸易条件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则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但美国又面临了外贸赤字居高不下的问题，如上世纪80年代初时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巨大，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因此，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即“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引发了日元持续升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这迫使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国内景气度而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进而引发资产泡沫破灭。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